“国字号”的光辉和传承 从中央乐团到中国国家交响乐团
原作者: 陆羽
简介：2017年7月29日，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成立60周年特别纪念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奏响。韩中杰、余隆、邵恩、胡咏言、汤沐海、谭利华和李心草等指挥家联袂执棒，展现中国交响乐人的精神传承。这台音乐会也创纪录地在维 ...
2017年7月29日，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成立60周年特别纪念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奏响。韩中杰、余隆、邵恩、胡咏言、汤沐海、谭利华和李心草等指挥家联袂执棒，展现中国交响乐人的精神传承。这台音乐会也创纪录地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网络平台直播，这是第一次由国际顶级歌剧院网络直播平台直播中国的交响乐团的音乐会。
在这场音乐会上演出的，是1996年由中央乐团改制而成立的中国交响乐团。尽管名称更换，一些音乐家离开，但乐团的精神一直传承。团长关峡曾说： “乐团前40年的演出环境、音乐家的生存条件都不如现在，但依然培养了很多交响乐迷，为今天交响乐演出市场的蓬勃发展积累了听众。”但实际上，中央乐团的作用，并不仅限于培养音乐爱好者，这支乐团，实际上是新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支交响乐团。
■ 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
1946年5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刊出了一份“中央管弦乐团”招考团员的公告，公告中表示该乐团的宗旨，目的是“培养管弦技术人员及训练军乐技术人员”。公告中提到，乐团招考弦乐和管乐声部各25人，合唱队成员20人，乐团团长由著名作曲家贺绿汀担任。两个月后的7月17日，乐团正式成立，并举行纪念聂耳逝世11周年音乐会，当时的出席者包括朱德、徐特立、王明、陈伯达等，规格颇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乐团，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出钱、出力、出人创建的第一个直属中共中央的乐团。而乐团的演出任务，则包括演奏秧歌剧、新歌剧、京剧、曲艺。中央管弦乐团当时也曾经与美国军事观察员联谊，合作演奏海顿的《弦乐四重奏》，其中演奏大提琴的，便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指挥大师李德伦。
■ 殷承宗（下）与李德伦指挥的中央乐团
在新中国建立后，这支小型乐团的规模慢慢壮大。1952年，分管文教的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指示，要建立国家歌舞团。于是一支“国字号”的管弦乐团、合唱团——中央歌舞团管弦乐队和合唱队成立了。到了1956年7月，时任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刘芝明出席中央歌舞团分团大会，宣布由中央歌舞团管弦乐队、合唱队组建的中央乐团成立。自此中央乐团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开始了发展历程。在此之前，这批音乐家作为中央歌舞团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参与了多次外交与联谊活动，其主要任务，是参加1953年和1955年两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以及1951-1952年间音乐家们长达一年的旅欧演出。这些，都为中央乐团的出色演奏水平，打下深厚基础。
中央乐团的第一场音乐会实际上要比刘芝明宣布建立乐团要早一些。在1956年7月3日，为了纪念莫扎特诞辰两百周年，中央乐团举办了一场音乐会，那天的曲目包括《费加罗的婚礼》序曲，《A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等，演奏小提琴的是15岁的中学生盛中国。随着乐团建设的推进，中央乐团有了自己的名字，有了自己的演出，有了自己面向公众的“星期音乐会”，甚至，还将拥有属于自己的北京音乐厅。
但在当时，包括中央乐团在内的音乐界，似乎隐隐承担了一个任务：向世界证明中国音乐站起来了。站起来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能够拿进来，以高水准演奏欧洲古典音乐；二是能够走出去，创作并演出中国特色的交响音乐作品，并被世界接受。很快，中央乐团迎来了创团以来的第一个重大任务，那就是在中国和东德建国十周年的庆典上，与德累斯顿国家交响乐团一同交流，当时主要的演奏曲目，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合唱”》。为此，先后在京郊100多个公社和工厂下乡体验生活的中央乐团成员，不再与农民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提前回到乐团排演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合唱”》。这次演出的指挥，正是由刚从莫斯科音乐学院留学归国的严良堃担任。1959年7月5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合唱”》在首都剧场中国首演，乐队规模巨大，演奏人员多达九十几位，合唱人员由中央乐团合唱队和中央广播乐团合唱队联合组成，达到创纪录的140人，独唱由男高音魏鸣泉、男中音魏启贤、女高音梁美珍和女中音蔡焕贞四人担纲。
首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问世以来，首次由中国人的交响乐队完整演出，其中第四乐章的合唱部分更是全部用中文演唱。时至今日，这个1959年由严良堃指挥的“贝九”版本，仍然被认为是国内对作品理解最深刻、演奏激情、速度把握一流的经典版本。
尽管这次演出大获成功，但是在那个讲求“阶级斗争”的年代，一支演奏西洋古典音乐作品的乐团多多少少是与社会主流格格不入的。为此，乐团只能不断改变演奏曲目，去适应一次次的运动潮流。放卫星时期，中央乐团的卫星是一年的演出场次要数以万计，为此乐团化整为零，深入工厂和田间地头，奏上两首曲子就算一场才能过关。
■ 60年代中央乐团下乡为农民演出（指挥：李德伦）
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对乐团来说，更是雪上加霜。1961年，李德伦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老师阿诺索夫访问中央乐团，并指挥了4场音乐会。周恩来和陈毅到天桥剧场看了第二场演出。虽然演出效果在外人看来挺“圆满”，但过程并不顺利。
阿诺索夫指挥乐队和合唱队轮流排练时，一再发现铜管声部吹不上去。他大发脾气，重重地跺地表示不满。“这都是你们苏联找我们还债闹的，你看我们商店里卖的什么，只有肥皂和毛巾，哪有什么食品可吃呢？！” 当时，李德伦毫不客气地向老师这样解释。老指挥也谅解了这些“困难时期吃不饱，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乐手。后来，时任团长李凌千方百计地弄回来一些鸭子，20个人才能分一只。乐手们在北京演出一场，每个人的报酬经常是两个花卷。
即便条件如此恶劣，但乐团仍没有放弃音乐。可是当清算的时刻来临，就足以让乐团的所有努力毁于一旦。因此为了“自保”，乐团更多的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样板团”，去演奏革命歌曲、样板戏音乐。中央乐团主要的演出任务，是“八大样板戏”之一的《交响音乐沙家浜》，以及著名的钢琴协奏曲《黄河》，还有钢琴伴唱《红灯记》。而就录音来说，中央乐团留下的声音当中，更多的还是《黄河》、《梁祝》、《沙家浜》、《草原小姐妹》、《二泉映月》等等。
幸好到了70年代，转机开始出现。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促进了中国文化政策的改变。翌年，时任西德联邦议院外委会主席施罗德应邀访华，当时周恩来总理找到李德伦，询问为施罗德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可能性，得到的答复是：“乐团早已不敢练习西方音乐，很多人也已下放干校，几天内难以演出。” 1973年2月17日，中央乐团举行了一场小型的内部演奏会，为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演奏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这是“文革”以来，中央乐团首次被允许演奏西洋古典音乐作品。之后，是尤金•奥曼迪首次带领费城交响乐团访华，中央乐团献上的演出是钢琴协奏曲《黄河》和交响版的《二泉映月》。在随团而来的著名乐评人勋伯格那里，《二泉映月》是一首优美的作品，奥曼迪本人更对这首曲子惊叹不已，甚至把总谱带到美国准备在美国首演。
中央乐团的重大转变，出现在1975年，当年10月的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上，十年来第一次上演了带有原版歌词的《黄河大合唱》，“革命样板团”由此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1977年3月24日，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中央乐团实况广播了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的演出，据说个别单位突然听到这部作品时，大为紧张，以为收听了“敌台”。到1978年4月，韩中杰指挥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由法国国家广播公司实况转播到英法两国。
■ 严良堃指挥中央乐团演出的《黄河大合唱》等中国作品
1978年6月中旬，小泽征尔来到北京，准备指挥中央乐团在15日、16日演出的两场音乐会。他与中方商定的演出曲目，既有《草原小姐妹》、《二泉映月》这两首中国作品，也有乐团刚刚演过的柏辽兹《罗马狂欢节序曲》和日本作曲家小山清茂的管弦乐曲《伐木歌》，但最考验乐队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乐队从未演过这部作品，而且难度比较高。排练之前，小泽让以前演过勃拉姆斯管弦乐作品的乐师举手，结果六七十人的乐队中只有三人举起了手。
演出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两场音乐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6月16日的演出结束后，全场18000名听众起立，鼓掌欢呼，场面异常火爆。小泽征尔兴奋地与乐手们热烈握手互相祝贺，然后绕场一周向全场听众表示谢意。他后来感叹道：“我所面对的，是一个罕见的现象：一支有高度技巧但又一点也不懂得怎样演奏勃拉姆斯的北京乐队……但更为感动我的是，这些已经习以为常地拉奏革命音乐的中国乐师们有一种想演奏勃拉姆斯和贝多芬的强烈欲望。而刚巧我出现在这一刻，他们的欲望和我的感受碰在一起。就这样，我享受着我的第一次，他们亦可享受到演奏勃拉姆斯的第一次。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为此我感谢上帝。”
1978年12月17日，中央乐团举行了这一年度的谢幕演出。除了演奏贝多芬和李斯特的作品，开场乐曲是当时在中国尚备受争议的法国印象派作曲大师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序曲。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央乐团演出介绍曲目时，首次只介绍曲目本身，而完全不再附加政治或阶级性的描述。
巧合的是，在这次演出前的12月15日，中美正式宣布建交；在演出后的第二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正式开始。很快，中央乐团录制了第一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录音。
乐团的春天似乎即将到来，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随着市场经济进入中国，中央乐团很快便陷入“曲高和寡”的危机中。为了更高的演出费，有乐手单飞，为流行音乐和电影音乐伴奏。乐团尝试通过商演改善乐团情况，但只是杯水车薪。由于经济原因，乐手们甚至罢演1989年新年音乐会。乐团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 李心草
1996年2月3日，李心草指挥中央乐团演奏威尔第的《茶花女》序曲、门德尔松的《钢琴小提琴协奏曲》，马勒的《第一交响曲》。随着最后一个音符落下，中央乐团的演奏历史也就此画上句号。中央乐团改制为中国交响乐团，加上2000年中国广播交响乐团改制为中国爱乐乐团，中国交响乐的新时期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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