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你一起走进现当代音乐(4-1) 重组与重生 二战后的音乐世界

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历史，就是人类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行程。当核武器以一次性毁灭二十万人的代价（实际上如果把核辐射的持续影响计算在内，广岛和长崎的死亡人数可能超过五十万）暂时把人类从自我毁灭的深渊边缘拉回来，人类才有机会冷静下来，并反思自己在过去五十年干了什么蠢事——这样的反思其实已经持续了将近七十年，但似乎依然没有什么结果（需要注明的是，即便是原子弹的使用确实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使用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虽说终结了世界大战，但是却又能轻而易举地毁灭这个世界。自核武器诞生至今的70多年来，人类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来限制它的使用）。

德累斯顿大轰炸后的惨状

相较于前面谈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影响更加深远，人类所付出的代价也更大，数千万人——不止士兵，还有平民被杀害，当中大量的平民更是死于由种族仇恨政治方针所致的大屠杀。物质上的破坏程度同样严重，大量的城市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无数的住所、历史遗迹、文化机构、商铺、工厂、交通枢纽被尽数摧毁。到了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和亚洲活下来的人几乎都成了难民，他们有些是当地居民，有些是从祖国逃离至此的异乡人。

难民潮的出现于战争之中，实际上在世界大战开始前的十年，部分欧洲人开始离开祖国，踏上异国他乡。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已然预见到战争的阴云即将笼罩大半个地球，另一些人则是因为种族和政见差异，而被政府驱逐出国土。他们的迁移路线有两条，要么是就近躲避到全民皆兵的中立国瑞士，要么是漂洋过海，前往新大陆。他们当中有不少是欧洲的音乐家们，新大陆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能够免受极权迫害且本身又是躲避战争的天堂。最大的音乐家移民群体来自德国，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此外还有来自意大利、法国等其他国家的音乐家们。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最终定居新大陆的音乐家中，有许多著名人物：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科恩戈尔德、克伦佩勒……

斯特拉文斯基是最早定居美国的欧洲作曲家之一

这些音乐家们对美国的文化版图进行了升级和重组，彼时的欧洲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城市被毁坏了、经济垮掉了、文化衰落了……因此当欧洲人还在废墟中重建音乐厅和乐团的时候，美国的音乐产业已经站在世界领先的位置。随着战后世界新格局的建立，欧洲已然没有办法重现她在1900年前的荣光，苏联和美国迅速成为了战后世界的两大巨头，而整个欧洲则被铁幕一分为二。

一道“铁幕”把欧洲分成了两个阵营

在冷战的语境下，欧洲各国的自身的独立性受到非常严重的削弱，这些国家一直寻求政治上摆脱这两大巨头们的影响。西欧国家们率先站了出来，组成了一个欧洲共同体——这便是如今欧盟的前身。这原本是一个经济联盟，但随着自身在欧洲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以及在苏联解体之后，欧洲的秩序平衡被打破了，这个经济联盟最终不可避免地一步步走向政治联盟，最后走上了欧洲一体化的道路。

欧洲一体化的标注

但事实上到了那个时候，走上一体化道路的并不止欧洲，还有整个世界。二十世纪后半叶政治上的转变、迅速扩大的科技发展以及运输和通信技术上的快速发展，都让整个世界内部的联系日益紧密。人与货物现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率被运送。电话、电报、广播、电视，以及网络的广泛使用，已经造成了交流信息的爆炸。这种发展，正在持续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感知生活的方式。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都能在顷刻之间，被地球另一端的人们所获知。在音乐领域中，当一部/首新作品在某个地方获得演出，立即会在世界各地得到报道，甚至能够以各种方式听到。作曲家的国际化导向也愈加明显，当年莫扎特要从萨尔茨堡前往伦敦，他需要搭乘马车穿过几个国家，然后在法国港口乘船穿过英吉利海峡，上岸至少需要驱车数日，才能到达目的地。而如今他只需要从萨尔茨堡搭乘火车到维也纳，然后乘坐三个小时飞机就能到达伦敦，整一趟路程不会超过12个小时。除此以外，国际化的音乐节也将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和听众从世界各地聚集到一起，来聆听或演奏作品，交流新的经验。所有这些东西，都导致文化界限的模糊，推动了全新的超国家文化的发展。

这种空前快速、广泛的信息交换，促成了当代文化和艺术中最特有的特征：其普遍的多元主义、风格边界的模糊以及迅速的更替。一种艺术风格在出现了几年之后，就很有可能会被新的风格所取代，这种风格并非“全新”的，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新旧交杂的产物。在这种语境之下，艺术的发展充满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这也引发了关于什么是艺术真正本质的问题。这种现象，表现了战后年代许多人所体验到的深刻的孤僻和不满的情感，以及对生活的压力和不信任。而基于这种情况，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创作的出发点直接与传统形成对立，并与已经熟悉传统的公众们隔离。

美国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
被认为是“冷战黎明”

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的隔离，其实早在十九世纪已经成为了西方文化的特点之一。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两者之间的缝隙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不协调感加深了一种信念，即既然所有的话语权已经没有意义，那么艺术家就应该加强荒谬、任意和随想的特性。而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高等文化”则抱有极强的不信任情绪，视政治为“滑稽的把戏”。当时的文艺作品开始注意这些年轻人，描写这些年轻人，成为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的特殊现象：在美国被称作“垮掉的一代”，在英国被称作“愤怒的青年”，在法国则被称为“世纪的痛苦”或“新浪潮”。这个时候的法国音乐界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统治乐坛将近半个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受到了年青一代作曲家们的“蔑视”，当他们发现在艺术中与过去进行妥协的尝试已经失败之后，他们立刻选择与过去决裂。用他们的话来说，五十年前的作曲家们没能为一个全新的时代带来一次彻底的音乐革命，那么这件事情，就只能由他们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