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卡拉扬——不成祭文 卡拉扬余话

在当今古典音乐整体萎靡不振的大环境下，对已故大师的缅怀，纪念活动，除却唱片公司利用艺术家挖掘商业上的剩余价值外，的确也是爱乐人面对当下明星成群而大师匮乏的无奈现实时，借以追思音乐艺术黄金时代的最好方式。恰巧，今年是集“明星与大师”于一身的指挥家卡拉扬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着实又在音乐界掀起一番波澜。

对卡拉扬的指挥艺术，评论界早有定评，无论是赞其滴水不漏的控制力、精美绝伦华丽堂皇的音响营造，又或斥其对乐曲处理的过分雕琢（包括唱片制作的刻意求工）乃致油头粉面，都不能否定其无庸置疑的权威地位。有一点值得注意，对卡氏艺术的总体评价中，大部分的评者是依据他在几大唱片公司的录音室中录下的唱片来进行判断的。而这些录音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可否认是有过多后期“制作”成份的。

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发行过的卡氏现场录音廖廖可数。而听过这些录音的乐迷之中，有的认为卡氏现场与录音室之间并无明显区别，有的却认为反差颇大，事实究竟如何？这至少说明我们以往对卡氏的艺术特点的评定是未能完全确定的，仍有待商榷、探讨。其实对于没有亲睹大师现场风采的我们，本来就没有评价其人其艺的充分依据。自己读、写乐评多年，更是充份认识到凭唱片给音乐家下结论的虚妄性。当然，认识到这种虚妄并不等于评论完全没有意义。我们无法从音响媒价中探求到艺术家及其艺术的绝对真实，但探求其相对真实还是可能的。虽然每一个评论都可能只是一种偏执，但真实往往就是零碎地存在于这些偏执之中。我们能做的，是尽量将存在于偏执的假象中真实的碎片组合起来，还原成一个完整的肖像，尽管不大可能。

以我自己聆听过的五十余张（实在不算多）卡拉扬唱片，虽有较为生动、鲜活的五、六十年代、开始精雕细琢的七十年代及如同“塑料花之美”的八十年代之间不同感受的分别，但仍然汇成一个总体的印象。如果一定要用三言两语描述的话，姑且用一个不够贴切的比方来形容——欣赏卡拉扬的指挥好比坐上一列高级的悬浮列车，外观华美、设备豪华，运行顺畅迅捷，它严密地按照既定路线行驶，整个过程完全舒适而安全，绝不会有发生事故的可能。只不过，旅途中也不会带给乘客意外的惊喜，因为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这与富特文格勒那种惊心动魄充满未知数的探险之旅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带你穿行于崇山峻岭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颠簸在狂潮怒涛上。卡拉扬毕生努力的目标是将富特文格勒的即兴浪漫与托斯卡尼尼的客观严谨结合于一体，他做到了吗？相信乐迷们心中会各有各的答案。

作为百岁冥诞纪念，DG公司推出了一套十张的卡拉 扬唱片专辑，基本上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典录音。其实绝大部分都已经多次发行过。贝多芬的第三、第四交响曲来自六十年代的全集录音，演奏中透出的青春活力是七十年代版本所不具备的，尽管后者搏得了更高的评价。如今贵为“天后”的穆特，在当年卡大师的严密管束下规规矩矩地拉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与数年前马舒尔伴奏的同曲录音中无处不在的“自我”呈现相比不亦天渊之别乎！用在卡拉扬六十年代贝多芬演绎上的形容同样适用于他的勃拉姆斯演绎。如果说富特文格勒的勃三首乐章表现出的是海洋般的起伏感的话，那卡氏棒下的同一乐章则给人予一种直爽的热情。即使是其他指挥家处理得较为深沉阴郁的第三乐章，卡氏的诠释也较为明朗、进取。总体上讲，卡氏的这一版勃拉姆斯不强调别人看重的厚重感与悲剧性，整体上一气呵成，各乐章的气质“求同”的倾向十分鲜明。同样的“程式化”手法用在巴托克《乐队协奏曲》上，逻辑联系紧密得无懈可击，只是失落了乐曲的悲剧情怀与乡土气息。作曲家设置的很多妙趣横生的音响嬉戏都因卡氏的“服从大局”的主导思想则被牺牲掉。第二乐章尤为明显，比起莱纳和斯托科夫斯基，卡拉扬未免过于压制乐队了。倒是同一张唱片中的《春之祭》放得开些。至于其余像舒伯特第八、第九交响曲，莫扎特《安魂曲》、德彪西与拉威尔作品等唱片也各有其精彩或遗憾，喜欢与否，全看聆乐者的审美立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