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爱的中国民族交响乐作品 | 符合美学原理的中阮协奏曲

在西班牙盲人作曲家罗德里戈之前，古典吉他这种乐器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型协奏曲作品，最早的巴洛克曲目充其量只能算小打小闹的室内乐小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吉他的拨弦音量相对于庞大的管弦乐团太过弱小，在合奏时极易被后者淹没覆盖。事实上中国民族乐器中的弹拨乐器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导致于优秀的弹拨乐器协奏曲如凤毛麟角般稀少。1984年，年仅22岁的青年作曲家和演奏家刘星，创作了名为《云南回忆》的中阮协奏曲，首演后大获成功，填补了大型弹拨乐器特别是中阮这种乐器的交响乐曲的空白。

刘星自幼学习月琴，是当代中国月琴名家冯少先的嫡传之一，也是刘星在上海音乐学院所修的专业。但进入上音后，他发现自己更喜欢钢琴和吉他，也常常用中阮给同学伴奏，无形间与这件乐器初结琴缘。在北京，刘星开始编写中阮练习曲和教学，并开始酝酿《云南回忆》一曲的写作。有一次，他把自己无意间琢磨出的几个片段弹给指挥家闫惠昌听，闫惠昌大为称赞，建议他写成三个乐章的中阮协奏曲。在闫惠昌的鼓励和督促下，1987年《云南回忆》最终在北京由张鑫华与中央民族乐团首演。谁也没有想到，《云南回忆》如同罗德里戈的《阿兰胡埃斯吉他协奏曲》所做的那样，一举扭转了中阮在民族乐器中的历史地位。过去在乐队中堪称冷门的“阮”居然潜藏着如此丰富的表现力，能演奏结构如此庞大的乐曲，而且有如此复杂多样的技巧！这部杰作重塑了一种乐器的荣誉，进而为它开辟出一个艺术的新时代。

1988年《云南回忆》在香港演出时，乐评界对作品和创作人不吝赞美之词：“在《云南回忆》中完全听不到例行公事式的乐句，但整首作品流露出中国音乐的韵味，所用和声新颖而不新奇……更不以制造怪诞抢耳音响为目的”；“曲式及乐句、乐段之组合十分符合美学原理，对照中有均衡，均衡中有变化”；“主题乐句十分有个性，证明作曲者有运用乐音组成有格局之旋律之才华，是一位伟大作曲家之标志”；“作者是作曲技术主人而非技术奴隶，刘星将来必成为国际之作曲大师”。《云南回忆》获得成功所产生的效应是长远的、多方面的。自问世以来它已成为所有阮演奏家最喜欢的曲目，也是考验其技艺水准的首选。此曲在乐迷群体中受众面也很高，无论在中国大陆，或者在港台地区，还是新马东南亚，《云南回忆》不仅上演率高，票房号召力也不容小觑。

雨果唱片公司在1991年灌录出版了专辑《云南回忆》（编号：HUGO HRP737-2）

“自由音乐人”刘星自称音乐个体户，他专业身份多元而复杂，既是编者、作者，又是歌者、奏者，同时还是自己作品的听赏者。雨果唱片公司在1991年灌录出版了专辑《云南回忆》（编号：HUGO HRP737-2），由刘星本人担任主奏，指挥家闫惠昌率中央民族乐团担任协奏。这个录音无论是选曲、演绎还是录音制作都达臻完美，近三十年来声誉始终不坠，被视为数码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民族器乐协奏曲录音。对于熟悉阮这件乐器演奏技巧、充满创作冲动、学过现代作曲技巧而又不愿意循规蹈矩、才智皆备的刘星而言，《云南回忆》的独奏和协奏是同步构思、同步写出，而不是完成独奏部分的写作后再行考虑乐队声部的。当他对一段独奏音乐基本满意时，他不仅已经有了乐队音乐的“腹稿”，而且还会让乐队继续往前延伸，等到这个段落可以暂时停顿时，他再回头根据乐队音乐的织体和情绪以确定出独奏部分。这种“刘氏作曲”方式，既给独奏与乐队音乐充分发挥的空间，又能保证其结构与语意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云南回忆》三个乐章的音乐之所以给人流丽、明畅、气贯长虹般的感受，似乎与这种写作方式不无关系。雨果唱片公司专辑《云南回忆》无疑是这首协奏曲最具指标性意义的典范录音，刘星主奏的中阮很好地把握住音乐性和技术两者的关系，从“中庸的中板”到“呆滞的慢板”再到“机械的快板”，三个标新立异又不失传统韵味的乐章流畅地一气呵成。在录音方面，《云南回忆》表现出的是主奏乐器和大型管弦乐团彼此间的和谐融合之美，主奏乐器松软而富有弹性的音质相当迷人，配合景深和开间均极其宽广的管弦乐团，构造出美不胜收的音响画面，为中国民族交响乐录音做出了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