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音乐七十年~ 作曲家及其作品（二）| 革命歌曲与 《东方红》

在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在我国北方广泛流行的一部电视剧《乡村爱情》中赵四的一句对白：“音乐是什么呢？我的理解就是什么呢……是通往人类的灵魂。”

在《乡村爱情》的主要故事线的衬托下，出现这样的对白似乎有点奇怪。但其实认真思考，真是这样一句对白及其在这部电视剧中的场景，很好总结了我国对“主流政治”音乐的出发点和目标，那就是“贴近人民生活”和教化人民群众。

这样的出发点和目标的来源，自然是1942年举办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当时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大批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运用美术、舞蹈、音乐、戏剧等各种形式，热情讴歌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

延安文艺座谈会及毛泽东相关著作

但是，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文艺界，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些人主张艺术脱离政治，艺术高于政治，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认为这些会妨碍创作。因此，一些作品要么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要么就是所谓“暴露”文艺。一些群众看不懂、脱离根据地现实、甚至不适应抗战需要的作品，在延安文艺界也时常出现。同时，文艺界长期积累的宗派主义等问题也带到了根据地。

为了纠正文艺界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希望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克服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欢迎的优秀作品。”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在这样的方针的指导下，一大批新的音乐作品——尤其是革命歌曲被迅速创作出来。革命歌曲的出现，无疑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一件非常有利的宣传武器。因为中国幅员辽阔，要成功对社会形态进行改造（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就需要自下而上——即从基层人民到国家机器的改造，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革命歌曲便成为了解决问题的机制之一，其目的是通过音乐语言直接作用于人类情感的特点，潜移默化地宣传共产主义革命思想，从而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简谱手稿

这些革命歌曲中，包括传唱至今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南泥湾》《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咱们工人有力量》，以及从民歌改编而来的《军民大生产》和《东方红》。其中最为著名的，无疑是在后来大红大紫的《东方红》。

■《东方红》雏形

最早期版本的《东方红》曲调，源自陕北民歌《芝麻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陕北地区流行的一首情歌《白马调》使用了这一曲调，并影响了歌曲《东方红》的最初创作。1942年陕北农民李有源，或说1943年陕北一名教员李锦旗根据《骑白马》的曲调创作了最早期版本的《东方红》。这首歌曲由于其歌词的特殊意义，再加上又易于传唱，因此很快便在解放区传播开来。1945年10月24日，由延安鲁艺六十多师生组成的东北文艺团到达沈阳。以《东方红》第一段为基础，重新填词，创作了后来流行的三段版的《东方红》。当时共有4段，但第4段是歌颂东北民主联军的，随着东北民主联军的撤销，第4段也就不再传唱了。当时参与讨论修改的有公木、刘炽、雷加、严文井、王大化等，其中由公木执笔负责记录，并由公木最终整理修改。

《东方红》原作者李有源住过的窑洞

而我们如今见到的歌舞剧《东方红》，被认为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上海文艺界分别创作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以及朝鲜大歌舞基础上创作的。因为在《东方红》成功演出后，时任总理周恩来曾强调，《东方红》是“朝鲜的影响，上海的基础，全国的力量。”

1960年10月至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随团出访朝鲜。在朝期间，代表团观看朝鲜人民军演出的大型歌舞《三千里江山》。此次演出，给刘亚楼留下深刻印象。回国途中，刘亚楼观看了沈阳军区举办的晚会。年底，刘亚楼在杭州与空政文工团副团长张双虎的谈话中，表示“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历史，应该运用文艺形式，对部队、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沈阳军区唱了4首歌曲，空军也要唱，你们文工团也要唱……”。为落实刘亚楼指示，空政文工团开始研究演出节目。由空政文工团总团副团长牛畅负责创作。创作之初，牛畅等创作者曾参考了《三千里江山》的节目单。最终，决定创作一出以革命历史歌曲为主要内容的大歌舞表演，亦派出张士燮、朱正本、姚学诚、陈杰等词曲作家至江西搜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期间，张士燮、朱正本创作了歌曲《十送红军》。

最初节目定名为《狂飙曲》，又改为《光辉的历程》。排练时，演员为三百人。后由于罗瑞卿反对歌颂空军的意见，引发风波。刘亚楼要求“现成的历史歌曲可以唱，不要另写。”公演前夕，《光辉的历程》一名被否定。依牛畅建议再度改名为《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册子

1961年8月1日，《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首次公演，后在民族文化宫礼堂演出。全剧共有九场16景，演唱46首歌曲，歌曲包括《秋收暴动歌》、《八月桂花遍地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主力会师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南泥湾》等。有人物、情节、舞蹈、演唱，各场之间以朗诵词串场。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等人皆观看过演出。在京演出八天，观众两万余人。

■登台亮相

时间来到1964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中央决定在这一年的国庆节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并邀请各兄弟党和友好国家的领导人来华参加。这一年举办庆祝活动，是有其特殊意义的，除了建国15周年以外，当年还是中国渡过三年自然灾害，并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中取得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的一年。既然要举办庆祝活动，就必须策划大型的文化艺术活动。当时，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协会正筹办规模较大的“北京音乐节”。但时任总理周恩来经过考察后认为，举办音乐节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如创作一部反映党的斗争历史，展现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的大型歌舞作品。

同年上海文艺界为庆祝上海解放十五周年，便在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节上排演大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上海文化局副局长许平担任艺术指导。5月23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上海之春”开幕式上首演。此剧为八场十六景，有序曲一节。参演者有二千余人。期间演出两场，闭幕后又演出七场。首轮演出观众达7万余人。研究者认为《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的演出已相当成熟，将它视为《东方红》的底本。有回忆称，《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在创作过程中，曾直接借阅空政文工团《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演出台本。

6月18日，时任副总理的陈毅观看《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演出后，指示中共上海市委，“班子不要散，请总理来看一次。”7月13日，就在观看演出时，周恩来的心中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创作设想：在国庆十五周年之际，北京也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相结合的史诗性作品，来完整地、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搞出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歌舞一直是周恩来的心愿。自60年代初以来，他几次谈到中国在歌舞方面没有搞出一个称心的东西来。建国初期看大秧歌还可以接受，现在还保持那样的水平，就不行了。

周恩来从上海回到北京后，7月18日，在国务会议上提议，创作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为题材、展现毛泽东思想的大型歌舞作品，作为国庆十五周年献礼。他当时提出： “我们这回国庆要大庆祝一下。上个月我到了上海，陈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两千人的歌舞，很动心，我看还不错。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十五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

7月20日，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与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对外文委副主任张致祥等人商讨创作事宜。7月24日，周扬向陆定一、康生、周恩来、彭真正式提出请示。7月30日，周恩来拟定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并亲自担任总导演，在排演的过程中每天都到现场进行视察和讨论。在这个领导小组讨论后，决定将这一部歌舞剧定名为《东方红》。

8月1日，周恩来正式批准了周扬的报告，并对演出队伍、朗诵词等问题作了具体批示。此后，《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不久，12位参加上海大歌舞的同志奉命进京，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排演工作。选择演出人员时，周恩来考虑当时毛泽东提倡的“大学解放军”，决定以部队人员为主。提出演出人员以总政文工团为主体，中央歌剧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等政府文艺单位参与。因此解放军各军区文工团、地方系统专业、业余文艺团体都有参加演出。演员除以驻京文艺团体为主外，抽调了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文工团等单位人员，亦有来自上海的演员。共计三千余人，其中合唱队有一千余人。

东方红合唱

10月2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公演。全剧采用了歌舞、大合唱、齐唱、独唱、群舞、独舞等多种艺术表现方法，并且有民族乐队和西洋管弦乐队联合演奏。全剧共分八场，全部史诗由30多首曾在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革命歌曲和20多个舞蹈组成，其中包括5个大合唱、7个表演唱，穿插18段诗朗诵，变换场景37处。由于取得巨大成功，在人民大会堂连演十余场。至10月16日结束时，共演出14场。出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彭真、贺龙等人曾于10月6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举办的国庆晚会上观看《东方红》演出。《东方红》的后两场《祖国在前进》及《世界在前进》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删除，在电影版中亦如此，只选取序曲和前六场。

值得一提的是，《东方红》结束演出的同日，正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日，而在莫斯科，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被解除了领导职务……

■幕后故事

据说，周恩来策划并批准《东方红》，其用意除了要证明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艺成就外，还想通过这个题材给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文艺家加上一层保护色。

用现在文艺界的行话来说，周恩来是《东方红》的总策划。周恩来的这一策划，固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但也包含了他的一些良苦用心。

1964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领域，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火药味越来越浓了。自称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哨兵”、中宣部文艺处的特殊“处长”江青在文艺界到处插手。

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先后写下了有关文艺的两个批示，对建国后的文艺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左”的估计。这种估计又被江青、康生之流所利用，大肆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就文艺界大张挞伐。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和作家、艺术家遭到批判和打击。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周恩来策划并批准一个有三千多人参加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要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外，还想通过这个题材让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文艺界权威参与《东方红》的创作与演出，给他们加上一层保护色，也借此机会展示一下艺术家的强大阵容和实力。因为《东方红》主题鲜明，是以歌颂中国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没有人能将此打倒、推翻。

周恩来的这一用意在他当时的一些讲话中及对有关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得很明显。如在参加《东方红》创作与演出的队伍问题上，考虑到当时毛泽东提倡“大学解放军”，他决定以军队文工团为主。但是，周恩来又特意强调说，总政文工团是主力，但不能骄傲，中央歌剧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等政府所属文艺单位都要参加。这样一来，部队的各大军区文工团、地方系统的专业、业余文艺团体都加入了演出行列。

在挑选专业人员问题上，周恩来强调说：要挑选最优秀的演员，毛主席的诗词一定要写出最好的曲，用最好的演员来唱。周恩来指示在《东方红》中选用大量的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和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因贺绿汀和田汉受“批判”，江青说《游击队歌》又松又软，有人主张拿下这两首曲子。对此，周恩来不以为然：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包括对30年代的作品，要一分为二。有些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不能以人废言，以过改功。艺术家有失误，我们就没有失误？

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周恩来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在表现红军长征一场中，如何正确表现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当时有些争议。有人主张统称为红军就行，有人认为只提中央红军就可以。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说，张国焘虽然很坏，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不应歧视。毛泽东也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后来，三个方面军都表现了，欢庆三个方面军会师的歌也是周恩来亲自改定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观看《东方红》

的确，在《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中，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从作品主题的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和原则的把握，从某些细节的处理到道具的使用、服装颜色的选择，周恩来无不亲自过问。据说1964年10月15日，周恩来陪同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观看《东方红》，并领着他们到演出后台参观。清水和松山提出了许多绝对属于艺术上的专业问题包括灯光设置上的一个具体问题。周恩来娓娓道来，十分内行地一一做了使他们满意的解释。清水惊奇地睁大了双眼：“总理，你怎么会这样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在一旁的中国演员自豪地回答说：“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啊！”清水和松山感动地说：“你们是幸福的，只有你们中国有这样的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