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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命运的伟大录音

2013-7-17 15:00| 发布者: moyo仔| 查看: 693| 评论: 0 |原作者: 范登堡

简介:指挥大师福特文格勒一生中曾多次录制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其中有一个现场录音的版本是非常值得纪念的。这张密纹唱片由德意志唱片公司(DG)出版,曲目包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与艾格蒙特序曲。这场于1947年5 ...
指挥大师福特文格勒一生中曾多次录制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其中有一个现场录音的版本是非常值得纪念的。这张密纹唱片由德意志唱片公司(DG)出版,曲目包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与艾格蒙特序曲。这场于1947年5月27日在柏林巨人宫举行的音乐会,是大师在二战结束之后重返舞台举行的首轮音乐会之一。


福特文格勒在DG唱片公司录音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头版唱片封面。编号LPM18724, 就是1947年5月27日的现场录音,这是DG在50年代极少几次以正价系列出版的历史录音。

同一张录音的第二版封面,唱片编号相同。

这场音乐会在当时是柏林全城关注的大事。战争后的第二个春天已经悄然来临,德国千年帝国的迷梦早已随风消逝,只留下柏林的满目苍痍,遍地瓦砾。物资匮乏仍然十分严重,几乎所有的商品都要凭票供应。货币每天在贬值,美国烟卷成了硬通货。更令柏林人心忧的是,整个城市被英法美苏四国分区统治,苏联与其它三国的摩擦愈演愈烈,柏林眼看就要成为东西方冷战的前哨阵地。刚经过了一场残酷战争的柏林人,每天还要面对日益迫近的新的战争威胁。在这个悲惨的年代,柏林人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来自贝多芬的精神鼓励。

这场音乐会对于福特文格勒博士本人更是意义重大。他在1945年2月匆匆逃往瑞士避难,从此之后就离开了他深爱的指挥台。战后,盟军整肃纳粹法庭指控他与法西斯政权合作,对他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在此期间,他被禁止参加演出。直到1947年初他才被赦免。这场音乐会将是他在战后第一次登上柏林音乐会的舞台。

福特文格勒在演出

5月25日大师首次复出的音乐会在柏林巨人宫举行,从观众到乐手,到他本人,每个人都是心情激荡。当福特文格勒出现在台口时,很多听众起立对大师报以长时间的掌声与热烈欢呼。有人甚至喊出:“神哪!”然而,福特文格勒本人的心绪应该更为复杂。这不仅仅是一场荣归。他深知,作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指挥之一,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记载在音乐史上。他在战时与纳粹政权的关系,将永远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当奏响命运交响曲的第一个音符时,他本人也要面对自己命运的苦涩果实。

无论有多少后人为福特文格勒辩护,我们也不得不说,自从1933年希特勒掌权之时,特别是二战爆发之后,大师还选择留在德国,这是他一生中的污点。在战争中,德国法西斯的战争机器,正是在莫扎特、舒伯特的欢快进行曲鼓励之下,横扫了从伏尔加河到北非沙漠广袤的自由土地。在德军败退之时,瓦格纳、贝多芬的音乐又成了鼓舞士气的有力武器。德国广播电台在播送斯大林格勒惨败的噩耗之后,放送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沉痛的第二乐章;就连希特勒的死讯,也是以布鲁克纳庄严的第七交响曲为前奏播出的。对于在德国法西斯铁蹄之下挣扎人的人民来说,圣洁的欢乐颂,是与屈辱、血腥、恐怖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知道,这些音乐,有多少出自于我们敬爱的福特文格勒。但是如果我们还对人性抱有期望,我们就应该推测,大师的心中,无时无刻不为自己的软弱与私欲饱受煎熬。因为,能够演绎出这样崇高音乐精神的心灵,应该是富有良知的。

著名的“乌拉尼亚英雄”,头版封面。福特文格勒最具有传奇性的一张唱片。同样的录音,在黑胶年代就有若干小唱片公司翻录,可以以低廉得多的价格找到。


身为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人,我能更容易地理解大师那种复杂的心态。我们自己也有一段黑白颠倒的疯狂岁月,在那个时候,中国哲学史的大宗师发表了批孔的高论,卓越的历史学家为能成为“梁效”的一员而深感欣慰,文字清新的名士每天竭尽脑汁地为一个泼妇的艺术观点遣词造句。在强大的国家政权的威压之下,个人的意志显得那么地渺小,那么微不足道,不用说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就连被人们视为道德楷模的、位居枢纽的国家领导人不也是“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吗?在我们轻易地说出一些指责、做出一些道德评判之前,我们能不能想想,是一种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些集大成的恶,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才能避免我们的后人重蹈覆辙。

福特文格勒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四交响曲,头版封面。唱片编号LPM 18817.  福特文格勒当年是签约EMI的艺术家,黑胶年代他在DG的录音不多,贝多芬交响曲只有第四与第五两部。


贝多芬的伟大在于他能给软弱的心灵赋予希望与力量。在1947年柏林的那个春夜,福特文格勒与许许多多衣衫褴褛、形容沮丧的柏林人一起,在贝多芬雄浑的乐声之中,体会到了心灵升华的喜悦。这是许多年以来,他们第一次感到自由的舒畅。弦乐、管乐、打击乐合成的命运的敲门声,不再是号召他们为了一句崇高的口号去献出自己的生命,而是冲垮压迫樊篱的滔滔春潮。无独有偶,30年之后的中国,1977年中央电台“文革”后首次播放“命运”交响曲,一次普通的广播节目,变成了当时中国的一次赋有象征意义的政治事件。节目预告只是印在报纸上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但是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在人群中越传越广。画家陈丹青这样回顾当时的情景,“届时叫来好多人,床沿板凳坐满了。结果前一个多小时节目还是革命音乐。好容易等到《命运》。指挥李德伦。毫无道理地,我忽然跳起来,关了电灯。”

1978年,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在北京市门头沟山区演出

陈丹青是有道理的。自由之精神不容于专制之社会,只有在私下的黑暗中,她才能在人们心里暗暗的传播。在纳粹的恐怖统治之下,人们当然还是可以听到贝多芬的,但那只能成为丧身在斯大林格勒以及许许多多其它杀戮场上白骨的哀歌,或者给像福特文格勒这样善良而软弱的心灵留下创伤。这张珍贵的历史录音见证了那个庄严的时刻,这不仅是大师重返艺术舞台的纪念,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人类历史最黑暗的一刻过去之后,自由之神赐予的第一缕曙光。如果把这场演出作为序曲,那么,与它遥相呼应的是50多年后在倒塌的柏林墙下由英法苏美四国艺术家联袂演出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欢乐歌声,那是来自九天之上的圣音,而那场昔日的敌人携起手来引吭高歌的情景,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时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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