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布列兹的几个人生片段

2016年1月5日，法国作曲与指挥巨匠皮埃尔·布列兹去世，享年90岁。作为法国乃至欧洲战后的音乐丰碑人物，布列兹的离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回顾其漫长而又色彩斑斓的艺术生涯，布列兹的几个人生片段可以说是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当代音乐的一些侧面。

“把歌剧院都炸掉吧”

有时候我与已经70多岁的欧洲老嬉皮士聊天，他们尽管并非古典音乐的固定听众，却肯定知道卡尔海恩茨·施托克豪森、路易吉·诺诺和布列兹等人。在五六十年代这些老嬉皮士成长起来的反叛岁月里，布列兹等当代作曲家对西方音乐传统的逆反姿态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勋伯格已经死了”；“亨策是谁？垃圾”；“科普兰无非是一堆民谣和舞蹈”；“一切跟过去有关的东西都该被砸烂”……布列兹一开口，往往就会得罪人。在50年代，布列兹是法国著名作曲家梅西安的高徒，其炽热暴躁的性格甚至让恩师也觉得难以承受。这个年轻人身上燃烧的，正是欧洲在二战战后年轻一代人对当时整个体制和传统的不满，以及求变和突破的野心。尽管好像一只蛮牛一样连老师也敢于顶撞，年轻的布列兹还是获得了老师的赏识，很多作品都深受梅西安的喜爱。布列兹创作的《第二钢琴奏鸣曲》被他的老师赞叹地认为是“完全改变了钢琴的音响深度”。

在布列兹的年轻时代，创作高难度作品成为了这个时期的首要标签。到了60年代，布列兹则倾向于创作一系列以文学作品为引子，具有开放式演奏性质的作品。同时，他也开始了以作曲家身份与法国的官方文化机构展开了一系列的合作。六十年代的法国正值风起云涌之时，青年学生乘着反越战浪潮掀起了对整套西方体制的反抗。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被学生运动折磨得筋疲力尽，而戴高乐右翼保守政府的文化部长则成为布列兹针锋相对的主要目标。在接受德国《明镜》周报专访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布列兹竟然号召从中国引入红卫兵把欧洲的歌剧院全部烧掉：

“抱着观光心态来歌剧院的观众让我作呕。如果我要写一部舞台作品的话，我肯定不会写让他们感到华美叹为观止的作品。我只会给真正懂得舞台艺术的观众写作……我觉得我们应该引入红卫兵。法国大革命时期也烧掉很多东西呢，而这样其实很健康。”

布列兹在1967年学生运动高潮期间接受的专访，一出版马上掀起巨大的争议，惹起不少非议。在行外人看，这更加像是一场滑稽的闹剧。然而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他要决心颠覆整个音乐聆听传统的野心。

"进入营房的狗不用再吠叫了”

布列兹与法国文化部长的隔空对骂毫无结果，然而他的第二番事业却迎来了花季。除了作曲之外，布列兹发现自己担任乐团指挥能够从另一个侧面传达自己的音乐理念。而且，公众也喜欢他的指挥，几次小试牛刀已经见证了票房的爆满。1963年他在巴黎指挥的《春之祭》五十周年音乐会演出门票被一扫而光。1968年，英国BBC交响乐团正式邀请布列兹担任常任指挥，一股现代派新风吹进英伦三岛的音乐殿堂，英国夏季逍遥音乐节成为了布列兹演绎现代作品的重要舞台。在1971年，他的指挥事业更上一层楼，接替伯恩斯坦成为美国“五大乐团”之一的纽约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在整个70年代，布列兹录制了包括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和拉威尔等二十世纪上半叶作曲家的大量优秀作品，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二十世纪音乐的了解。他的手法客观，冰冷，好像一把解剖刀那样把一部作品的骨骼、筋络和五脏六腑都大卸八块。

担任乐团常职的代价，是他的作曲步伐被迫放慢下来。与此同时，布列兹的性格也慢慢趋向温和。“身在营外的狗通常吠得震天；走到营内的狗却慢慢静下来。”这是他日后接受电视访问时侯自嘲总结。然而在指挥家的道路上，布列兹被公认为一名技术非常不错的大师。尽管貌似在言语上收了火，布列兹作为指挥家依然不乏制造新闻的能力。在70年代，这位一向鼓吹炸毁歌剧院的音乐家被邀请参加拜鲁伊特音乐节的瓦格纳歌剧制作，而拜鲁伊特音乐节正是瓦格纳和德意志浪漫主义高潮时期的产物——也就是布列兹当年信誓旦旦要烧掉的地方之一。布列兹的回应就是打造一套耳目一新的《尼伯龙根指环》系列。年仅28岁而且从没执导过歌剧制作的法国导演Patrice Chereau开创先河，把中世纪的神话故事情节搬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布景中演出，引发了保守派观众的不满和指责。然而这个演出却开创了艺术的先河，现在很多歌剧制作的时空错位已经被大部分观众接受，这又要得益于布列兹等人的开拓精神了。布列兹对瓦格纳音乐的解读，被认为可以让很多代之后的人铭记。他摆脱浪漫主义指挥家那种只专注于瓦格纳“主题动机”的手法，剥开音乐的表面，直达一种超脱的哲学层面。

法国音乐文化执掌者

1967年布列兹与法国文化部的公开撕裂并非是两者之间合作关系的结局，随着布列兹年岁的增长，他与法国政府之间开始了妥协和合作关系。1969年，受到学生运动严重冲击的戴高乐宣告隐退，接班人蓬皮杜总统希望能够与年轻一代达成妥协，而在文化上当局作出的姿态之一就是兴建蓬皮杜艺术中心。布列兹成为蓬皮杜艺术中心的音乐项目总监，策划了多个电子音乐项目的创作计划。他在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宣言是，探索声学和作曲，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作曲”的概念。由于项目的超前性，一大群电脑科学家成为了这里的常客，人文艺术家和数码科技先锋在这里通常发生多次争执。人们质疑布列兹找来一大堆电脑科学家到底有什么目的。

进入体制后，布列兹马上成为了评论家的攻击对象。那个当年对体制口诛笔伐的逆子，现在被指责成为了享受高薪津贴的“宫廷乐长”。有些人甚至挖苦他是新时期的吕利（路易十四的宫廷乐师），以当代艺术之名聚敛自己的权力，用纳税人的金钱肆意铺张浪费。布列兹的回应是创作了一部长达45分钟的巨型电子音乐作品。1984年10月，这部名为《回响》的作品在时任法国总理希拉克面前演出，算是艺术中心交给政府和公众的一份成绩单。

然而，如果说蓬皮杜当代艺术中心是布列兹一份“及格”的答卷的话，那么修建新的巴黎爱乐大厅计划，则受到了更多非议。在贫民区修建一座音乐厅是布列兹三十多年前就一直公开呼吁的项目，到了萨科齐执政时期，这个计划终于落实。巴黎爱乐大厅号称是法国21世纪的文化新地标，矗立在风尘仆仆的公路旁，周边都是亚非拉的新移民居民区。它是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委任著名当代设计师努维尔的项目，旨在把法兰西的文化结晶带进经济落后的新移民社区，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用电影票的价格走进交响音乐殿堂，促进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滋养。然而，这个“21世纪法兰西文化地标”在修建过程中却经历了一系列的丑闻和是非，到了奥朗德接掌法兰西总统大位时，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和文化的烫山芋。首先是爱乐大厅工程出现了严重的超支现象：本应是1.7亿欧元的建筑工程到目前为止已经耗费了3.9亿欧元，却远未彻底完善。努维尔认为施工方在不断缩减和“暗中破坏”自己的设计理念，呼吁法国政府推迟爱乐大厅的开幕日期。如果说远远超出预算的工程项目最容易在西方引起纳税人争议的话，那么努维尔在媒体上的不断抱怨则更加让法国政府感到两头不讨好。也许，理念上非常好的东西，在实践起来时总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从当年的叛逆青年到进入体制成为决策者，布列兹一生的故事，好像一面镜子似的折射了20世纪下半叶很多新一代艺术家的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