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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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家买不起我们的琴。买得起的都不是钢琴家。”—— 某斯坦威销售代表

3月29上午，北京晴空万里。李云迪按照事先约定，9点半准时出现在位于京城磁器口广渠门内大街的星德威琴行，为《留声机》杂志中文版拍摄时尚大片。

星德威琴行专卖斯坦威及其旗下的Boston、Essex和郎朗牌钢琴，为垄断销售商。在其隔壁，是另一家垄断琴行“金色大厅”，只卖贝森朵夫。两处最贵的concert grand都是140多万人民币，不相上下。我和摄影师在拍摄前一天去打样场地，星德威的一位销售代表一边轻描淡写地述说着贝森朵夫的倒闭（确有其事，只不过是被德意志银行托管，但琴还是在生产），一边口若悬河地炫耀着自家在高端市场的垄断地位。斯坦威确实有炫耀的资本。但它的排他性让我不齿。如果你跑到“金色大厅”，听听那里的销售代表是如何告诉你“物以希为贵”和“真金不怕火炼”的道理的话，也许会有别样的想法。两家历史同样悠久的琴商在从贝多芬到戈多夫斯基的年代都相安无事，与法国的Pleyel和德国的Bechstein四足鼎立，各统天下，直到出现了“市场营销”（marketing，或者说是PR）这个新鲜的词汇。贝森朵夫和普莱耶尔只会造琴，但斯坦威除了造琴还会卖琴，于是有了今天的格局。引申到音乐家，郎朗与李云迪本可以相安无事，各行其道。他们之间的瓜葛和比拼都是双方父母和媒体添油加醋的产物。DG公司也一个都不得罪地有规律地安排着两人的新发唱片，并通过合作的乐团档次和指挥的地位来微妙调解两人的心理平衡和大众卖点。他们之间的较量不是弹琴的优劣，而是营销的高低。于是我让人在李云迪出现前把斯坦威出的郎朗系列直立钢琴上的Lang Lang烫金字样用黑色胶布贴掉，并且把店里陈列的印有郎朗封面的Steinway内刊撤柜，放上李云迪封面的留声机杂志。店家对我的专业精神和细心感到恐惧。我也发现自己是块当经纪人的料。

李云迪对摄影师言听计从，在大三角旁站着，侧着，歪着，躺着，坐着，靠着摆各种pose，毫无架子。在室外，在一处物业的花园内，一位不明事理的保安阻止我们拍摄。为了打消冷场的尴尬，我说了郎朗去国家大剧院拍摄被包工头档在外面不让进去的故事，而且包工头还说“我知道你是郎朗，就是郎朗也不能进”。相比之下，李云迪还算是很幸运的了。后来我们辗转到了一条胡同。李云迪躲在古旧的门巷里摆pose，还从一条狭长的胡同里按照摄影师的要求向外奔跑了四次，我看着都有点气喘吁吁，看来钢琴家也得算国家级运动员配置。李云迪从头到尾都很配合，戴上脱下宽边大墨镜，系上扣下意大利手工丝织领带，做出各种帅酷的造型和表情，同时彬彬有礼地避让行人和来往车辆，用他那上了百万英镑保险的玉手触摸着粗糙的门框和石壁。这双手除了每天要弹价值140多万人民币的钢琴黑白键之外，还要旋转和拨动一台280万人民币的法拉利F430和60多万的宝马5系的方向盘和手动波。但即使如此，我还是没敢和他握手，生怕因为自己的一时兴起和杨丽娟似的冲动而握坏了中国钢琴界的未来。出于此番好意，他传授了我在高速公路上开法拉利超速而不被电子警察照到的诀窍：“时速开过180公里，电子警察就照不到了。只能照到170以内的超速。”问题是我何时才会拥有一辆能从120立刻提速到180，从而不被开罚单的坐驾呢？

几日后，我在招商银行排队交电话费。看着郎朗在为招行拍摄的宣传片中飚琴，听着iPod里传来李云迪演奏得过慢的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看着一边一位年轻的母亲用郎朗推荐的奶粉喂襁褓中的婴儿，醉醺醺地喝着李云迪3月27日在上海代言的朝日啤酒，读着钢琴王子出席2007快乐男声开幕式并喜当形象大使的新闻，脑海中浮现中无数的身孕妈妈们左手摸着黑得黝亮的钢琴，右手抚摸肚子，希望孩子们长得像李云迪那么帅，像郎朗那么有钱，或者能嫁给像李云迪那么帅，像郎朗那么有钱的男人。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钢琴的出路，也是诞生更多钢琴大师的希望吧。（唐若甫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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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刚出了贝多芬一四钢协，李云迪和柏林爱乐合作的拉威尔和普罗科菲耶夫又直追而来，能不比吗？他们俩真有点小鱼儿和花无缺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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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什么最赚钱，就是搞营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