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任远谈波兰音乐（1）】波兰柴可夫斯基

何任远

作者：何任远
刊登于《视听前线》2014年2月刊

对于很多古典音乐乐迷来说，他们心目中的音乐地图也许以德奥为中心，俄罗斯与法国等则次之。然而作为一名一心想开发更广曲目和欣赏更多作品的忠诚乐迷和资料控，我更加倾向于系统地收集关注冷门和边缘地方的音乐历史和作曲家。通常在这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我会看到非常让人感动的故事和优秀的艺术家及作品。

在我看来，波兰是一个被人们完全忽略掉的当代音乐大国。英国著名音乐评论家Norman Lebrecht甚至说波兰是一个音乐上正在冒起的超级大国。这个历史上被德国和俄罗斯多次欺压的斯拉夫国家除了肖邦和维尼亚夫斯基之外，在二十世纪也有很多举足轻重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值得我们关注。而这些艺术家的自身随着民族命运的起起落落，其故事让人动容，使人深思。要理解波兰人的音乐生活，有几个因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值：波兰本身的民间音乐和舞蹈，厚重的天主教氛围，和波兰民族在历史上遭遇的历次磨难，以及他们自身情感经历与民族责任的矛盾。


Witold Lutoslawski和Andrej Panufnik是波兰二十世纪音乐的两个核心支柱，去年和今年分别迎来了他们两位作曲家的百年诞辰，在以后的文章里我会继续介绍他们。两位作曲家在波兰音乐生活影响举足轻重，然而其他同样有意思的音乐家也不应该被忽略。

其实，波兰也有一个柴可夫斯基。安德烈•柴可夫斯基（Andrzej Czajkowski， 1935-1982）是一位在二十世纪差点被遗忘的波兰犹太作曲家。这位波兰的柴可夫斯基并非俄罗斯柴可夫斯基的亲戚，而是其家庭在二战期间为了避免被纳粹迫害而把当时还是小孩子的Andrej Krauthammer改名为Andrej Czajikowski。在二战时期的波兰首都华沙，纳粹占领当局开辟了一个地方专门给犹太人在里面居住，以隔开这个“低劣”的民族。1942年，小柴可夫斯基的父母把他偷运出隔离区，偷偷寄养在祖母的家里。儿童时代的柴可夫斯基在一个橱柜里足足度过两年战乱时期。他的正规音乐教育在二战后才能够得以有机会展开，并且得到了波兰著名羽键琴演奏家Wanda Landowska（第一位录制《哥登堡变奏曲》的音乐家）的指导。在1955年，他赢得当年的华沙肖邦钢琴比赛第八名，次年赢得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王钢琴比赛第三名。






在四五十年代，小柴可夫斯基以钢琴家的身份赢得了国际声誉，被鲁宾斯坦认为是“我们时代最优秀的钢琴家”。他在RCA Victor录制过多张独奏和协奏曲唱片，其中不乏精品。他在1958年与弗里茨•莱纳/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录制的莫扎特第25号钢琴协奏曲和巴赫第5号钢琴协奏曲被RCA录音并计划于1959年发行。然而由于柴可夫斯基对自己演奏的巴赫协奏曲不甚满意，因此唱片公司不得不临时把该作品更换成《唐璜》序曲，直到2006年才有日本版的RCA录音发行了这个隐藏多年的巴赫协奏曲。在排练的时候，柴可夫斯基信手弹出流畅顺滑的片段，以严厉和暴躁著称的莱纳不得不感叹“你这小伙子真的弹得很漂亮。”不懂迎合他人的柴可夫斯基对莱纳说，这是他刚在芝加哥的书店买到的乐谱，现在才仅仅能视谱弹奏。这当然引来了以严肃认真准备排练的老指挥家的一顿怒骂（“什么？你没演奏过这部作品？你竟敢来跟我和乐团录制这部作品？”）最后，柴可夫斯基还是能够把这首作品背了下来，并且与莱纳在芝加哥的音乐会里进行演出。安德烈•柴可夫斯基讨厌炫技，更加侧重于主观演绎，尽管有时被批评演奏不够精确，但是柴可夫斯基钢琴演绎的歌唱性和对作品整体的理解把控还是让他成为一位优秀的演奏家。






然而跟很多波兰音乐家那样，柴可夫斯基的精神世界既丰富又简朴。性格羞涩内敛的他更加倾向于喜欢作曲。在1960年，他移居伦敦，放弃了几乎一半的演奏活动，开始专注于作曲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研究。他留下的作品包括两部钢琴协奏曲、两部弦乐四重奏、七首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配戏的艺术歌曲、若干部钢琴奏鸣曲和单簧管奏鸣曲、戏剧音乐《哈姆雷特》、原本打算与郑京和一起在巡演中演出的一套小提琴作品集（最后作曲家在当年亡故因此未能成行），以及一部歌剧《威尼斯商人》。跟二十世纪很多创作了鸿篇巨制，需要大型乐团演奏其作品的波兰作曲家不同，安德烈•柴可夫斯基没有庞大炫丽的管弦乐作品，也没有和过多的权力机构发生合作和互动。他的作品并不悦耳，但是却有一种类似人声的旋律盘旋和缠绕，仿佛是一场漫长的对话。我喜欢他创作的钢琴协奏曲，然而对于作为犹太人的Norman Lebrecht来说，波兰的这位柴可夫斯基最重要的作品就是被埋藏了十数年的《威尼斯商人》。






莎士比亚这部著名的戏剧有强烈的反犹特色，它把戏里的反派角色刻画成一个贪婪无耻的犹太商人。柴可夫斯基选择把这部戏剧改编为歌剧，也是一种对自身犹太身份的反思。46岁因为肠癌去世的作曲家生前已经几乎完成了这部三幕歌剧的全部配器，而他死后剩下的若干段落则由著名作曲家Alan Boustead负责完成。2013年7月，这部歌剧终于有了演出的机会，而且还在以反犹气氛浓重的奥地利进行首演。然而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说，柴可夫斯基的这部《威尼斯商人》也暴露出他作为一个矛盾体的存在。有文学评论家认为，贪婪的犹太商人其实是一位暗恋剧中男主角的同性恋者。他之所以要阻止男女主角结合是因为他爱着这个男人，却不能公开表白，直到自己的计划被全盘挫败。而作为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和犹太人，柴可夫斯基选择为这部戏剧改编成歌剧也是一种对自己特殊身份的思考和玩味。作为犹太人，要不是母亲和祖母的护荫他可能早已被杀害，然而作为同性恋者，他与家庭的关系无比复杂；作为害羞内敛的音乐家他更加钟爱独自作曲，然而却不得不应对生活压力进行公开演出；他向往死亡，曾经几次尝试自杀，而夺走他生命的则是一场毫无准备的癌症。人是矛盾的动物，就像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那样，每做一个决定，选择每种生活方式，都让人纠结和彷徨。也许只有莎士比亚永恒不朽的艺术才能够反映人一生如此复杂和矛盾的真实面目吧！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敬佩这位波兰的柴可夫斯基的原因跟对其他波兰作曲家的敬佩原因一样：尽管生活充满磨难和变数，政治和战争带来的死亡恐惧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然而他们对艺术的执着和奉献让很多西欧的音乐名流们汗颜，他们宁愿牺牲收入稳定的演出事业，投入毫无保障的作曲工作，让二十世纪下半页的音乐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对于安德烈•柴可夫斯基来说，他留给世人的除了自己的音乐作品外，还有他自己的骷髅头骨：他把自己死后的头骨捐赠给英国莎士比亚演出公司，以作演出《哈姆雷特》时使用。2008年，英国著名戏剧演员Edward Bennet在饰演《哈姆雷特》的时候，手捧着柴可夫斯基的头骨，念出了那段著名的反映人生矛盾状态的“to be or not to be”的片段。也许，作曲家的意愿就是，用自己的头骨那双空洞的眼窝来让人们思考艺术中生老病死那些永远让人纠结痛苦的矛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