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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来了（音乐对话之一）
巴赫：你为什么叫我醒来？我也不认识你。
德彪西：可我认识你，虽然你比我年长二百多岁。今天我带你去一下中国，听说那里的人喜欢我们。欧洲人已忘了我们。
巴赫：你自作多情吧？我看到中国的一个电视节目，问《雨中花园》的作曲是谁，那个漂亮的中国女孩说是莫扎特，她说因为这个人她听说过。至于德彪西，她说这名字她从未听过。还有一个音乐会，那个中国主持人总把你的名字说成“德西彪”。
德彪西：别光笑我。中国的中学音乐课本上从不说你写过宗教音乐，只提到“G弦上的咏叹调”。
巴赫：我可没那样写过。好吧，听你的，去中国看看。听说有个弹琴的小子叫什么样“狼”？
德彪西：叫郎朗。这小子运气很好，和大指挥、大乐团、大唱片公司合作得很好。听说技法不错，但没什么内容，轰轰闹闹，踩踏板像踢足球，演奏的曲目比较表面化，比如柴克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等等。
巴赫：可能是中国人需要这样的演奏。他们喜欢很大的声响，就像过节放鞭炮。当然，中国人还希望有一个骄傲，尤其演奏西方音乐并为西方认可的骄傲。那个什么“狼”刚好是这样的。
德彪西：所以中国很多音乐系的大学生，提到钢琴家首先说出“郎朗”。而华人中有深度的傅聪，知道他的人反而少。
巴赫：唱片公司高兴了。这是不景气中的景气。只要中国人肯买什么“狼”的唱片，钱就不会少。
德彪西：好像有一个中国指挥余隆也很显眼。
巴赫：同样声响很大。这一点和那个什么“狼”很相配。编制大了，低音很多，音乐好像一直在一个漩涡里不动，有一点乡间乐队的感觉。
德彪西：原先有一个陈佐煌弄了一个中国交响，虽然没什么华彩，但还严谨，如果演一些小型化的作品还可胜任。这个余隆弄的中国爱乐很大，也演一些大作品，但总体而言不如欧洲名牌大乐团或者一些私人乐团。
巴赫：我忘了，你怎么认识我？
德彪西：通过音乐。那你怎么知道中国的事？
巴赫：我的音乐让我听到今天的事。
德彪西：郎朗会不会成为钢琴家？
巴赫：如果像巴伦波依姆说的，郎朗连书都不看，我觉得难。
德彪西：中国人很高兴他们现在每年都有钢琴或者声乐比赛的一等奖。
巴赫：那种奖成千上万。按美国人的说法，每年几千个钢琴比赛获奖者只增加了失业者的队伍。
中国，音乐沙漠（音乐对话之二）
海顿：听说咱们俩的音乐很像，连专业人士都很难分辩。
莫扎特：因为有人说你是我的老师，也有人说你是我的学生。
海顿：你死前是我的学生，你死后变成我的老师。不过。咱们那时候相像不算稀奇，咱们的前辈泰勒曼、拉摩、亨德尔、斯卡拉蒂都差不多。
莫扎特：但中国音乐教科书上在我的画像下面写着你的名字。我不知道我们长得是否有一点像。
海顿：难怪，中国没有出过音乐家。
莫扎特：小心中国人骂你“卖国贼”。最近一个中国老人写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文章，被骂成卖国老贼。你也有点老。
海顿：那么大的国，我能卖吗？我说这话没有贬意。世界上出音乐家的也就四个国家，德国、意大利、法国、俄国。
莫扎特：中国人说他们有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梁什么，写同性恋的，后来证明是异性。
海顿：那个协奏曲形式上抄袭了里姆斯基格察可夫《一千零一夜》，小提琴是公主，大提琴是国王。思想上就像某种爱国运动，如炼钢铁或者送公粮。
莫扎特：那你看看中国、日本、韩国的音乐名人，哪个强一些？你是海顿老爸，说话有分量
海顿：指挥家，日本有小泽征尔及长野健；韩国有郑明勋，不算好，差强人意；中国没有。钢琴演奏家，日本有内田光子，中国有傅聪（但不知算不算中国人）；韩国弱一点，但有两个小提琴才女郑京和、张莎拉。歌唱家，韩国有个苏米琼（曹秀美），日本有一个假声男高音和咱们时代的阉伶几乎无别；中国无人。
莫扎特：中国小提琴大提琴有一些小名气的，林昭亮等。
海顿：这等小人物在日本太多了。
莫扎特：中国有许多孩子，许多父母都想让孩子成为音乐家。
海顿：就因为这样，中国才成了音乐沙漠。他们把音乐想像成体育，只要训练就能成功。他们喜欢比赛，喜欢名称，喜欢奖牌，但不喜欢音乐。
莫扎特：郎朗成为中国人的英雄就是因为如此。
海顿：那孩子身上的赖皮劲儿像你，只是内在太空，弹出的东西空空如也。
莫扎特：中国人弄音乐毛病在哪儿？
海顿：中国人重轰动，喜欢鼓掌，不重格调，没有宁静气质。这不适宜音乐，更适合马戏团。
作曲家的忏悔(音乐对话之三)
贝多芬:我是被误解得最多的作曲家。我的接近爱情葬礼进行曲式的作品被称作“月光奏鸣曲”，那并不悲伤的奏鸣曲被称做“悲怆”。我随便说了一句话，第五交响曲就被称作“命运”。
瓦格纳：我是挨骂最多的作曲家。我当时认为你的音乐很暴力，而我的音乐则被称为施虐。
贝多芬:我们两个是最应受惩罚的。
瓦格纳：为什么？就因为我们的音乐有“革命”性吗？
贝多芬:我的革命具有破坏性，你的革命具有毁灭性。巴赫、莫扎特的音乐好像是天主赐下的，他们把它抄写出来，所以没有暴力，没有强迫性。我们的音乐则把天主所赐放在一边，硬用人力改变，结果，天堂之乐在我们手里遭到破坏，就像毁了原始森林，种下了人工林场。
瓦格纳：我更惭愧。你只是破坏了古典法则，而我则把它抛弃了，毁了林子，栽了密集的水泥柱子，而且永远不能恢复。
贝多芬:我的革命使古典音乐唱响了天鹅之歌。
瓦格纳：我的风暴让古典音乐灭亡，实现了黑格尔的预言。
贝多芬:我们要为先锋音乐所制造的噪声负责。
瓦格纳：我们过得比前辈好。你比莫扎特有钱，我比你富裕。
贝多芬:你甜腻腻的婚礼合唱成了流行小调，虽然被误称“婚礼进行曲”。
瓦格纳：你的“致特蕾莎”彼此彼此，当然也被误作“致爱丽丝”。
粗浅的美丽（音乐对话之四）
普契尼：我当年长途步行，为听你的《阿依达》。你好象不喜欢我。
威尔弟：对不起，我只是不愿看到意大利歌剧德国化。现在看来，你是受瓦格纳影响的作曲家中，唯一能把旋律写得很美的人。你在《西部女郎》中用勋伯格的方式也能写出美妙的咏叹调，真不简单。
普契尼：你对我这么看，我也算没有白死。不过，我死得最不安心的，是那个大胖子帕瓦罗蒂，他好像成了我的代言人。
威尔弟：我有同感。但美声派会喜欢他，多尼采地会感激他唱九个高音C，有时还有高音D。
普契尼：的确，六十年代他嗓音很好，但卡拉斯能把多尼采地、罗西尼、贝里尼没什么意义的歌剧唱得让人感动。帕瓦罗蒂只卖嗓子。
威尔弟：他可卖的只有嗓子，青年时期没有文化积累。不过，七十年代，仅就嗓音，他唱咱们的歌剧还可以听。八十年代以后，也就是他出名的时候，连嗓子也卖不动了。
普契尼：但恰恰此时，他挣了许多钱。看来二十世纪的歌剧演员，水平下降了，收入就增加。
威尔弟：另一个胖子比他有文化，能看总谱。
普契尼：你说多明戈？用中国话说，这个是哥，那个是弟。多明戈七十年代很优秀，当然唱你的剧更好。后来，衰退了。
威尔弟：我很高兴。他在高峰时唱意大利歌剧，衰退后唱瓦格纳，唱得不成样子，气死瓦格纳了。
普契尼：还有一个身型小点的，叫卡雷拉斯，得了白血病还在唱。
威尔弟：虽然他病后仍然演唱让人尊敬，但还是病前唱得好，比如我的《假面舞会》和《西蒙·波克内》，你的《玛侬》。但听说卡拉扬让他唱《安德莱谢尼埃》毁了嗓子。现在唱起来，有点像中国人唱秦腔。
普契尼：这兄弟三人，除了多明戈那个哥，都不尽人意。你看二十世纪谁好一点？
威尔弟：还是稍早一些的斯基帕、基里，后来的克莱里、毕约林、贝冈基好些,但他们没有被更多的人在电视上看到。
普契尼：这或许正是他们为什么好的原因。因为艺术需要一些单纯，太商业了，艺术就褪色了。
威尔弟：噢，我想起一件事。有一个中国人问：中国的歌唱家怎么样？你看呢？
普契尼：在我看来，帕瓦罗蒂算不算歌唱家都不好说。
威尔弟：中国人开的名单有迪里拜尔、戴玉强、黄莺等。
普契尼：好像亚洲人不太适合唱男高音。有人说，俄国男高音像猫叫。中国男高音则是一只病猫，但拼命叫。中国女高音如果唱小号的抒情的或者花腔还可，戏剧的绝对不行。你说的那个黄莺，因为东方面孔演了一个电影，我的《蝴蝶夫人》，后来不见了；那个迪里拜尔，当初在小歌剧院声音还灵，但很快就沙哑无光了。倒是有一个叫张建一的男高，在欧洲唱《犹太女》还凑合。噢，拜托，不要让我谈这个话题。
威尔弟：最后给中国人说几句话。要唱好歌剧，就要到欧美剧院，从小角色开始，从早期美声开始。千万不要认为比赛得一个奖就是歌唱家。
普契尼：我要告诉中国人，歌剧是最浅的音乐，爱乐不妨从此开始，至少它有情节。希望不要因为上面的话得罪中国人。
威尔弟：希望中国人爱我们。
两个没有血缘的施特劳斯（音乐对话之五）
J·施特劳斯（约翰·施特劳斯）：你在音乐史上比我有名。
R·施特劳斯（理查德·施特劳斯：你在大众心中比我有名。
J·施特劳斯：我很惭愧，一生只写跳舞用的曲子，歌剧也是舞曲的集合。
R·施特劳斯：我觉得你的舞曲有莫扎特的风格，轻松快乐。
J·施特劳斯：那也是莫扎特最差的水平，只有他的外壳。莫扎特最平庸的作品大概如此。
R·施特劳斯：我拼命想模仿莫扎特，但写出来的仍然笨重不堪。
J·施特劳斯：你的《玫瑰骑士》挺有趣，轻快如莫扎特。
R·施特劳斯：就是太做作。我永远做不到你那样潇洒，像个王子。
J·施特劳斯：我永远写不出有内涵的作品。即使圆舞曲，也无法与肖邦、勃拉姆斯比。
R·施特劳斯：勃拉姆斯对你非常崇拜，他曾给你的亲戚题了一个乐句，是你的《蓝色多瑙河》，并写道：“可惜不是我所作。”
J·施特劳斯：你可是音乐史上最后一个大师，我永远只是古典音乐的最低线。
R·施特劳斯：你是古典音乐爱好者的最低线，是流行音乐的最高线。而我永远是瓦格纳音乐和德意志民族的受害者，笨拙的趣味，傻气的阴郁。
J·施特劳斯：感谢天主，我是奥地利人。而且所有出生在奥地利的音乐家，只有我是奥地利人。
R·施特劳斯：我真希望是你的后代，可惜我们毫无血缘关系。
与魔鬼签约（音乐对话之六）
肖邦：谢谢你把我介绍给巴黎人。
李斯特：巴黎人应该谢谢我介绍了你。
肖邦：你提携的人名声盖过了你，你有没有不舒服？比如瓦格纳、勃拉姆斯。
李斯特：还有你！我不后悔推荐这些人，即使瓦格纳诱拐了我的女儿；勃拉姆斯听我弹琴睡着了，还打酣；即使你在我的长项钢琴上超过了我，我仍不后悔。
肖邦：勃拉姆斯后来还否定你。
李斯特：被这个倔强如贝多芬的家伙骂几句很荣幸。
肖邦：你有没有生过气？
李斯特：就对女人生过气。我这人快乐痛苦皆因女人。
肖邦：你有女人缘。但有人说你享受了世俗快乐，最后做了执事，挺虚伪的。你皈依罗马也被人当笑话。
李斯特：被世人笑的往往是最痛苦的。我住在罗马做一个六品执事，一是表明我对自己世俗生活的忏悔，另一方面是彰显教会阔大的胸怀。
肖邦：所以你的清唱剧《基督》成为宗教音乐精品。可惜你背离了你的钢琴。
李斯特：我的钢琴只是躯壳，你给钢琴注入了灵魂。你的钢琴作品即使一分钟，也会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我的作品即使一部协奏曲也只是空洞的音符。
肖邦：现在有人说你弹琴动作很大，甚至一场音乐会要弹坏几架钢琴。可是我没见过。
李斯特：如果台下是些只喜欢看热闹的听众，我就表演；如果在座的是内行，我就追求音乐内涵。
肖邦：怪不得我们觉得你弹琴时像磐石。
李斯特：不过，咱们那时的琴的确不结实。
肖邦：你认为什么音乐最好？
李斯特：祈祷的音乐。宗教音乐或把音乐当宗教的音乐。
肖邦：问你一个可笑的问题，你和中国人有关系吗？
李斯特：我们两个都有东方血统。按中国习惯，你叫老肖，我叫老李（笑）。我是匈牙利人，据说是匈奴人的后代，可能算千分之一个中国人（笑）。
肖邦：中国人会很高兴。这笑话比批评容易被接受。
李斯特：还是不要多谈这话题，不定哪一个词就触动了中国国粹派的神经。还不如说说你和那个法国女人的事。
肖邦：乔治桑是一个不错的女人，像妈妈。我的父亲也是法国人，我失了自己的家园，她来了。
李斯特：最不可思议的是勃拉姆斯和舒曼夫人克拉拉的事，他最后竟爱上了克拉拉的女儿。
肖邦：不要在生活中苛责音乐家。
李斯特：是啊。我是登徒子；瓦格纳和普契尼夺走了朋友之妻；柏辽兹始乱终弃；勃拉姆斯不能爱时爱之，可娶时又逃跑了；舒伯特乱七八糟，等等。音乐家身上都有一个魔鬼，但他们的心灵却渴望天主。
肖邦：所以听说帕格尼尼和魔鬼做了交易。浮士德是我们的象征。
歌颂魔鬼的音乐家（音乐对话之七）
肖斯塔科维奇：我内心忧闷，和活着时一样。那时因为受压抑，现在因为内疚。
普罗科菲耶夫：我有同感。你我的音乐被捧上了天，但其实我们曾替恶魔工作，死不安息啊。
肖斯塔科维奇：我们都应深深地忏悔,我们不但不能升天见天主，也没有脸面去面对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大师。
普罗科菲耶夫：他们或许不自由，但他们在音乐中实现自由。我们却把自由卖给了魔鬼。
肖斯塔科维奇：所以说，天主是全能的，魔鬼是大能的。而且在我们身边最能感受到的恰恰是魔鬼，魔鬼比天主离我们更近，这因为我们的幼稚和软弱。这点你比我更可怜。
普罗科菲耶夫：是啊。斯大林对我就是一个宿命，我做他奴隶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小时。
肖斯塔科维奇：你和他死于同一天，他死后的威风让人不知你的死。不过，是不是列宁好一些？那时我还小。
普罗科菲耶夫：我也不知道。对他们而言，我们都是猪，列宁是等我们养肥了再杀，斯大林则随时杀我们，或每天从我们身上割下一块。
肖斯塔科维奇：当时你有机会留在国外，像斯特拉文斯基。他说你是为了私欲。
普罗科菲耶夫：或许是，他怎么说都不过分，反正我出卖了自由，为魔鬼写了颂歌。这点，他和拉赫马尼诺夫是干净的。
肖斯塔科维奇：中国人写此类东西没有感到羞耻。
普罗科菲耶夫：他们不用向天主负责，只要向统治者负责就行了。而且中国也没有把暴君的尸体扔出来。
肖斯塔科维奇：中国人喜欢你的《彼得与狼》。
普罗科菲耶夫：现在想来，这个作品危害不小。一是纯技术的东西冠上了丑陋的政治，而且用儿童做材料；二是让人将乐器标签化，这一点布里顿的《指南》比我好。
肖斯塔科维奇：他在自由世界，你没法比。但我觉得你的《战争与和平》比他的那些英语嘶喊歌剧更像音乐。
普罗科菲耶夫：中国人也喜欢你的《列宁格勒交响曲》，觉得你图解的战争很有趣。后来你在《见证》中说你是写斯大林暴政的。很多人说那书是伪造的。
肖斯塔科维奇：我说这话时斯大林已被推倒。非常奇怪，我们在暴政下工作，倒成了同时代世界最著名的古典音乐人。
普罗科菲耶夫：那也不奇怪。因为我们苦闷，而音乐恰是苦闷的象征。再说斯大林等不让我们探索新语言，我们就在巴赫海顿的语言中寻找，尤其纯音乐像你晚年的室内乐（非标题音乐）。
肖斯塔科维奇：魔鬼掳了我们，天主却成全了古典音乐。好像只有我们成了古典的继承者。
普罗科菲耶夫：古典音乐之河长流。但我们个人是有罪的。
源自：杜若翰的BLO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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