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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若翰:音乐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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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6-18 13:54: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郎”来了(音乐对话之一)
         巴赫:你为什么叫我醒来?我也不认识你。
  德彪西:可我认识你,虽然你比我年长二百多岁。今天我带你去一下中国,听说那里的人喜欢我们。欧洲人已忘了我们。
  巴赫:你自作多情吧?我看到中国的一个电视节目,问《雨中花园》的作曲是谁,那个漂亮的中国女孩说是莫扎特,她说因为这个人她听说过。至于德彪西,她说这名字她从未听过。还有一个音乐会,那个中国主持人总把你的名字说成“德西彪”。
  德彪西:别光笑我。中国的中学音乐课本上从不说你写过宗教音乐,只提到“G弦上的咏叹调”。
  巴赫:我可没那样写过。好吧,听你的,去中国看看。听说有个弹琴的小子叫什么样“狼”?
  德彪西:叫郎朗。这小子运气很好,和大指挥、大乐团、大唱片公司合作得很好。听说技法不错,但没什么内容,轰轰闹闹,踩踏板像踢足球,演奏的曲目比较表面化,比如柴克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等等。
  巴赫:可能是中国人需要这样的演奏。他们喜欢很大的声响,就像过节放鞭炮。当然,中国人还希望有一个骄傲,尤其演奏西方音乐并为西方认可的骄傲。那个什么“狼”刚好是这样的。
  德彪西:所以中国很多音乐系的大学生,提到钢琴家首先说出“郎朗”。而华人中有深度的傅聪,知道他的人反而少。
  巴赫:唱片公司高兴了。这是不景气中的景气。只要中国人肯买什么“狼”的唱片,钱就不会少。
  德彪西:好像有一个中国指挥余隆也很显眼。
  巴赫:同样声响很大。这一点和那个什么“狼”很相配。编制大了,低音很多,音乐好像一直在一个漩涡里不动,有一点乡间乐队的感觉。
  德彪西:原先有一个陈佐煌弄了一个中国交响,虽然没什么华彩,但还严谨,如果演一些小型化的作品还可胜任。这个余隆弄的中国爱乐很大,也演一些大作品,但总体而言不如欧洲名牌大乐团或者一些私人乐团。
  巴赫:我忘了,你怎么认识我?
  德彪西:通过音乐。那你怎么知道中国的事?
  巴赫:我的音乐让我听到今天的事。
  德彪西:郎朗会不会成为钢琴家?
  巴赫:如果像巴伦波依姆说的,郎朗连书都不看,我觉得难。
  德彪西:中国人很高兴他们现在每年都有钢琴或者声乐比赛的一等奖。
  巴赫:那种奖成千上万。按美国人的说法,每年几千个钢琴比赛获奖者只增加了失业者的队伍。

中国,音乐沙漠(音乐对话之二)
        海顿:听说咱们俩的音乐很像,连专业人士都很难分辩。
  莫扎特:因为有人说你是我的老师,也有人说你是我的学生。
  海顿:你死前是我的学生,你死后变成我的老师。不过。咱们那时候相像不算稀奇,咱们的前辈泰勒曼、拉摩、亨德尔、斯卡拉蒂都差不多。
  莫扎特:但中国音乐教科书上在我的画像下面写着你的名字。我不知道我们长得是否有一点像。
  海顿:难怪,中国没有出过音乐家。
  莫扎特:小心中国人骂你“卖国贼”。最近一个中国老人写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文章,被骂成卖国老贼。你也有点老。
  海顿:那么大的国,我能卖吗?我说这话没有贬意。世界上出音乐家的也就四个国家,德国、意大利、法国、俄国。
  莫扎特:中国人说他们有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梁什么,写同性恋的,后来证明是异性。
  海顿:那个协奏曲形式上抄袭了里姆斯基格察可夫《一千零一夜》,小提琴是公主,大提琴是国王。思想上就像某种爱国运动,如炼钢铁或者送公粮。
  莫扎特:那你看看中国、日本、韩国的音乐名人,哪个强一些?你是海顿老爸,说话有分量
  海顿:指挥家,日本有小泽征尔及长野健;韩国有郑明勋,不算好,差强人意;中国没有。钢琴演奏家,日本有内田光子,中国有傅聪(但不知算不算中国人);韩国弱一点,但有两个小提琴才女郑京和、张莎拉。歌唱家,韩国有个苏米琼(曹秀美),日本有一个假声男高音和咱们时代的阉伶几乎无别;中国无人。
  莫扎特:中国小提琴大提琴有一些小名气的,林昭亮等。
  海顿:这等小人物在日本太多了。
  莫扎特:中国有许多孩子,许多父母都想让孩子成为音乐家。
  海顿:就因为这样,中国才成了音乐沙漠。他们把音乐想像成体育,只要训练就能成功。他们喜欢比赛,喜欢名称,喜欢奖牌,但不喜欢音乐。
  莫扎特:郎朗成为中国人的英雄就是因为如此。
  海顿:那孩子身上的赖皮劲儿像你,只是内在太空,弹出的东西空空如也。
  莫扎特:中国人弄音乐毛病在哪儿?
  海顿:中国人重轰动,喜欢鼓掌,不重格调,没有宁静气质。这不适宜音乐,更适合马戏团。

作曲家的忏悔(音乐对话之三)
        贝多芬:我是被误解得最多的作曲家。我的接近爱情葬礼进行曲式的作品被称作“月光奏鸣曲”,那并不悲伤的奏鸣曲被称做“悲怆”。我随便说了一句话,第五交响曲就被称作“命运”。
  瓦格纳:我是挨骂最多的作曲家。我当时认为你的音乐很暴力,而我的音乐则被称为施虐。
  贝多芬:我们两个是最应受惩罚的。
  瓦格纳:为什么?就因为我们的音乐有“革命”性吗?
  贝多芬:我的革命具有破坏性,你的革命具有毁灭性。巴赫、莫扎特的音乐好像是天主赐下的,他们把它抄写出来,所以没有暴力,没有强迫性。我们的音乐则把天主所赐放在一边,硬用人力改变,结果,天堂之乐在我们手里遭到破坏,就像毁了原始森林,种下了人工林场。
  瓦格纳:我更惭愧。你只是破坏了古典法则,而我则把它抛弃了,毁了林子,栽了密集的水泥柱子,而且永远不能恢复。
  贝多芬:我的革命使古典音乐唱响了天鹅之歌。
  瓦格纳:我的风暴让古典音乐灭亡,实现了黑格尔的预言。
  贝多芬:我们要为先锋音乐所制造的噪声负责。
  瓦格纳:我们过得比前辈好。你比莫扎特有钱,我比你富裕。
  贝多芬:你甜腻腻的婚礼合唱成了流行小调,虽然被误称“婚礼进行曲”。
  瓦格纳:你的“致特蕾莎”彼此彼此,当然也被误作“致爱丽丝”。

粗浅的美丽(音乐对话之四)
      普契尼:我当年长途步行,为听你的《阿依达》。你好象不喜欢我。
  威尔弟:对不起,我只是不愿看到意大利歌剧德国化。现在看来,你是受瓦格纳影响的作曲家中,唯一能把旋律写得很美的人。你在《西部女郎》中用勋伯格的方式也能写出美妙的咏叹调,真不简单。
  普契尼:你对我这么看,我也算没有白死。不过,我死得最不安心的,是那个大胖子帕瓦罗蒂,他好像成了我的代言人。
  威尔弟:我有同感。但美声派会喜欢他,多尼采地会感激他唱九个高音C,有时还有高音D。
  普契尼:的确,六十年代他嗓音很好,但卡拉斯能把多尼采地、罗西尼、贝里尼没什么意义的歌剧唱得让人感动。帕瓦罗蒂只卖嗓子。
  威尔弟:他可卖的只有嗓子,青年时期没有文化积累。不过,七十年代,仅就嗓音,他唱咱们的歌剧还可以听。八十年代以后,也就是他出名的时候,连嗓子也卖不动了。
  普契尼:但恰恰此时,他挣了许多钱。看来二十世纪的歌剧演员,水平下降了,收入就增加。
  威尔弟:另一个胖子比他有文化,能看总谱。
  普契尼:你说多明戈?用中国话说,这个是哥,那个是弟。多明戈七十年代很优秀,当然唱你的剧更好。后来,衰退了。
  威尔弟:我很高兴。他在高峰时唱意大利歌剧,衰退后唱瓦格纳,唱得不成样子,气死瓦格纳了。
  普契尼:还有一个身型小点的,叫卡雷拉斯,得了白血病还在唱。
  威尔弟:虽然他病后仍然演唱让人尊敬,但还是病前唱得好,比如我的《假面舞会》和《西蒙·波克内》,你的《玛侬》。但听说卡拉扬让他唱《安德莱谢尼埃》毁了嗓子。现在唱起来,有点像中国人唱秦腔。
  普契尼:这兄弟三人,除了多明戈那个哥,都不尽人意。你看二十世纪谁好一点?
  威尔弟:还是稍早一些的斯基帕、基里,后来的克莱里、毕约林、贝冈基好些,但他们没有被更多的人在电视上看到。
  普契尼:这或许正是他们为什么好的原因。因为艺术需要一些单纯,太商业了,艺术就褪色了。
  威尔弟:噢,我想起一件事。有一个中国人问:中国的歌唱家怎么样?你看呢?
  普契尼:在我看来,帕瓦罗蒂算不算歌唱家都不好说。
  威尔弟:中国人开的名单有迪里拜尔、戴玉强、黄莺等。
  普契尼:好像亚洲人不太适合唱男高音。有人说,俄国男高音像猫叫。中国男高音则是一只病猫,但拼命叫。中国女高音如果唱小号的抒情的或者花腔还可,戏剧的绝对不行。你说的那个黄莺,因为东方面孔演了一个电影,我的《蝴蝶夫人》,后来不见了;那个迪里拜尔,当初在小歌剧院声音还灵,但很快就沙哑无光了。倒是有一个叫张建一的男高,在欧洲唱《犹太女》还凑合。噢,拜托,不要让我谈这个话题。
  威尔弟:最后给中国人说几句话。要唱好歌剧,就要到欧美剧院,从小角色开始,从早期美声开始。千万不要认为比赛得一个奖就是歌唱家。
  普契尼:我要告诉中国人,歌剧是最浅的音乐,爱乐不妨从此开始,至少它有情节。希望不要因为上面的话得罪中国人。
  威尔弟:希望中国人爱我们。

两个没有血缘的施特劳斯(音乐对话之五)   
J·施特劳斯(约翰·施特劳斯):你在音乐史上比我有名。
R·施特劳斯(理查德·施特劳斯:你在大众心中比我有名。
J·施特劳斯:我很惭愧,一生只写跳舞用的曲子,歌剧也是舞曲的集合。
R·施特劳斯:我觉得你的舞曲有莫扎特的风格,轻松快乐。
J·施特劳斯:那也是莫扎特最差的水平,只有他的外壳。莫扎特最平庸的作品大概如此。
R·施特劳斯:我拼命想模仿莫扎特,但写出来的仍然笨重不堪。
J·施特劳斯:你的《玫瑰骑士》挺有趣,轻快如莫扎特。
R·施特劳斯:就是太做作。我永远做不到你那样潇洒,像个王子。
J·施特劳斯:我永远写不出有内涵的作品。即使圆舞曲,也无法与肖邦、勃拉姆斯比。
R·施特劳斯:勃拉姆斯对你非常崇拜,他曾给你的亲戚题了一个乐句,是你的《蓝色多瑙河》,并写道:“可惜不是我所作。”
J·施特劳斯:你可是音乐史上最后一个大师,我永远只是古典音乐的最低线。
R·施特劳斯:你是古典音乐爱好者的最低线,是流行音乐的最高线。而我永远是瓦格纳音乐和德意志民族的受害者,笨拙的趣味,傻气的阴郁。
J·施特劳斯:感谢天主,我是奥地利人。而且所有出生在奥地利的音乐家,只有我是奥地利人。
R·施特劳斯:我真希望是你的后代,可惜我们毫无血缘关系。

与魔鬼签约(音乐对话之六)  
肖邦:谢谢你把我介绍给巴黎人。
  李斯特:巴黎人应该谢谢我介绍了你。
  肖邦:你提携的人名声盖过了你,你有没有不舒服?比如瓦格纳、勃拉姆斯。
  李斯特:还有你!我不后悔推荐这些人,即使瓦格纳诱拐了我的女儿;勃拉姆斯听我弹琴睡着了,还打酣;即使你在我的长项钢琴上超过了我,我仍不后悔。
  肖邦:勃拉姆斯后来还否定你。
  李斯特:被这个倔强如贝多芬的家伙骂几句很荣幸。
  肖邦:你有没有生过气?
  李斯特:就对女人生过气。我这人快乐痛苦皆因女人。
  肖邦:你有女人缘。但有人说你享受了世俗快乐,最后做了执事,挺虚伪的。你皈依罗马也被人当笑话。
  李斯特:被世人笑的往往是最痛苦的。我住在罗马做一个六品执事,一是表明我对自己世俗生活的忏悔,另一方面是彰显教会阔大的胸怀。
  肖邦:所以你的清唱剧《基督》成为宗教音乐精品。可惜你背离了你的钢琴。
  李斯特:我的钢琴只是躯壳,你给钢琴注入了灵魂。你的钢琴作品即使一分钟,也会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我的作品即使一部协奏曲也只是空洞的音符。
  肖邦:现在有人说你弹琴动作很大,甚至一场音乐会要弹坏几架钢琴。可是我没见过。
  李斯特:如果台下是些只喜欢看热闹的听众,我就表演;如果在座的是内行,我就追求音乐内涵。
  肖邦:怪不得我们觉得你弹琴时像磐石。
  李斯特:不过,咱们那时的琴的确不结实。
  肖邦:你认为什么音乐最好?
  李斯特:祈祷的音乐。宗教音乐或把音乐当宗教的音乐。
  肖邦:问你一个可笑的问题,你和中国人有关系吗?
  李斯特:我们两个都有东方血统。按中国习惯,你叫老肖,我叫老李(笑)。我是匈牙利人,据说是匈奴人的后代,可能算千分之一个中国人(笑)。
  肖邦:中国人会很高兴。这笑话比批评容易被接受。
  李斯特:还是不要多谈这话题,不定哪一个词就触动了中国国粹派的神经。还不如说说你和那个法国女人的事。
  肖邦:乔治桑是一个不错的女人,像妈妈。我的父亲也是法国人,我失了自己的家园,她来了。
  李斯特:最不可思议的是勃拉姆斯和舒曼夫人克拉拉的事,他最后竟爱上了克拉拉的女儿。
  肖邦:不要在生活中苛责音乐家。
  李斯特:是啊。我是登徒子;瓦格纳和普契尼夺走了朋友之妻;柏辽兹始乱终弃;勃拉姆斯不能爱时爱之,可娶时又逃跑了;舒伯特乱七八糟,等等。音乐家身上都有一个魔鬼,但他们的心灵却渴望天主。
  肖邦:所以听说帕格尼尼和魔鬼做了交易。浮士德是我们的象征。


歌颂魔鬼的音乐家(音乐对话之七)


       肖斯塔科维奇:我内心忧闷,和活着时一样。那时因为受压抑,现在因为内疚。
  普罗科菲耶夫:我有同感。你我的音乐被捧上了天,但其实我们曾替恶魔工作,死不安息啊。
  肖斯塔科维奇:我们都应深深地忏悔,我们不但不能升天见天主,也没有脸面去面对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大师。
  普罗科菲耶夫:他们或许不自由,但他们在音乐中实现自由。我们却把自由卖给了魔鬼。
  肖斯塔科维奇:所以说,天主是全能的,魔鬼是大能的。而且在我们身边最能感受到的恰恰是魔鬼,魔鬼比天主离我们更近,这因为我们的幼稚和软弱。这点你比我更可怜。
  普罗科菲耶夫:是啊。斯大林对我就是一个宿命,我做他奴隶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小时。
  肖斯塔科维奇:你和他死于同一天,他死后的威风让人不知你的死。不过,是不是列宁好一些?那时我还小。
  普罗科菲耶夫:我也不知道。对他们而言,我们都是猪,列宁是等我们养肥了再杀,斯大林则随时杀我们,或每天从我们身上割下一块。
  肖斯塔科维奇:当时你有机会留在国外,像斯特拉文斯基。他说你是为了私欲。
  普罗科菲耶夫:或许是,他怎么说都不过分,反正我出卖了自由,为魔鬼写了颂歌。这点,他和拉赫马尼诺夫是干净的。
  肖斯塔科维奇:中国人写此类东西没有感到羞耻。
  普罗科菲耶夫:他们不用向天主负责,只要向统治者负责就行了。而且中国也没有把暴君的尸体扔出来。
  肖斯塔科维奇:中国人喜欢你的《彼得与狼》。
  普罗科菲耶夫:现在想来,这个作品危害不小。一是纯技术的东西冠上了丑陋的政治,而且用儿童做材料;二是让人将乐器标签化,这一点布里顿的《指南》比我好。
  肖斯塔科维奇:他在自由世界,你没法比。但我觉得你的《战争与和平》比他的那些英语嘶喊歌剧更像音乐。
  普罗科菲耶夫:中国人也喜欢你的《列宁格勒交响曲》,觉得你图解的战争很有趣。后来你在《见证》中说你是写斯大林暴政的。很多人说那书是伪造的。
  肖斯塔科维奇:我说这话时斯大林已被推倒。非常奇怪,我们在暴政下工作,倒成了同时代世界最著名的古典音乐人。
  普罗科菲耶夫:那也不奇怪。因为我们苦闷,而音乐恰是苦闷的象征。再说斯大林等不让我们探索新语言,我们就在巴赫海顿的语言中寻找,尤其纯音乐像你晚年的室内乐(非标题音乐)。
  肖斯塔科维奇:魔鬼掳了我们,天主却成全了古典音乐。好像只有我们成了古典的继承者。
  普罗科菲耶夫:古典音乐之河长流。但我们个人是有罪的。

源自:杜若翰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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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6-18 15:27:58 | 显示全部楼层
颇有意思的调侃     
我要脱俗,i love this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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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6-19 09:23:22 | 显示全部楼层
长了点,只看了前面几节。比较搞笑,也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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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6-21 23:32:10 | 显示全部楼层
如果分开7篇来上也许就不觉得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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