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烬中的钻石：电影《卡廷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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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怡
82岁的瓦伊达，是比基耶夫洛夫斯基更伟大的波兰导演。奥斯卡在2000年把终生荣誉奖给了他。柏林电影节拖到2006年，也向他颁出终生成就奖。谁又料想，他的风烛残年，还能拍出恢宏史诗呢。尽管今年的金熊和奥斯卡都舍不得再把荣誉给他。但在我眼里，《卡廷森林》无疑是近十年最伟大的电影。

伟大到令我手足无措的地步。无论钻石还是灰烬，都超出我的写作能力，并叫我的词语山穷水尽。开头只十分钟，一个镜头，一句对白，已让灵魂起伏不已。1939年，苏联配合纳粹，入侵波兰，将两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押入集中营。妻子在教堂的临时抢救点寻找丈夫。一位神父跪在尸体之间。她女儿喊道，那是爸爸的军装。妻子跑过去，掀开盖在头上的大衣，下面却是一具被毁坏了的、戴着荆棘冠冕的耶稣像。那一刻，我和她同时被震骇。神父伸手，轻轻将耶稣像重新盖上。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为电影奠定了一种令人战兢的崇高感。1989年之后，瓦伊达和波兰人民等了将近20年，来描述这个曾被谎言遮盖了50年的惨案。但在瓦伊达这里，苦难是这样被描述的。那一场苦难中，最深沉的真相，不是我们被苏联人屠杀，而是基督被人类重新钉上了十字架。

当妻子跨越大半个波兰，在波兰军官团被押送之前，找到她的丈夫，波兰最年轻的骑兵上尉。她劝他逃走，丈夫拒绝了。妻子绝望地说，你曾以上帝的名义说出誓言，与我联合，成为一体，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上尉说，可我对波兰也有誓言，我无法背弃军人的使命。

史诗的伟大，在于它依靠的不是悬念。因为你一开头就知道他们的结局。但这部电影的重心，是每个人的定意与抉择。《旧约》说，人的灵魂是上帝的形像。《新约》解释说，这形像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至于灵魂的内涵，康德的三分法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论，就是情感、思想和意志。当人的意志顺服真理时，人就胜过处境，葆有了他的尊严。

上尉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当纳粹召集教授集合时，妻子也劝他不要去。父亲和儿子一样，说我一定要去，要让德国人知道我们是站在一起的。1943年，德国人发现了卡廷森林的万人坑，全体波兰军官在1940年4月，逐一被手枪近距离从后脑勺枪杀，纳粹的纪录片说，“这是典型的苏联克格勃的手法”。希特勒向被杀害的波兰将军夫人颁发了勋章，要录下她宣读的声明，向全国广播。镜头在将军夫人的脸上几乎停顿了几十秒，纳粹威胁说，不然送你的女儿去奥斯维辛。她轻轻推开那份声明，走出房门，晕倒在街上。

二战结束后，波兰被苏共控制。苏联重新制作了纪录片，声称1941年纳粹占领卡廷后，屠杀了波兰战俘。近距离从后脑勺射击，“这是典型的德国党卫队的手法”。高音喇叭说，每一具埋在卡廷的尸体，都在控诉着帝国主义的罪恶。从此，波兰人被迫活在一个巨大和高压的谎言里。卡廷，成为良心的试金石。一位高中毕业生在申请大学的简历里说，父亲1940年被苏联杀死。老师叫他改掉。可是，要在父亲的死上说谎，是我读大学的条件吗——是的，我们要重建波兰，如果连你们也被杀了，波兰的未来在哪里呢。

善恶的区别永远最简单，谎言的自我辩护都极其复杂。可爱的孩子只说了一句话，“一个人一生只有一份简历”。老师交换意见，感叹说，你对卡廷事件的态度，决定了你对波兰人民的忠诚。二十分钟后，这位年轻人死在街头。

一位姐姐，为上尉飞行员的弟弟定制了墓碑。上面写着，“1940年死于卡廷”。她以散播谣言的罪名被捕。之前她和弟媳讨论入党的事。她说，你决定入党，在新世界找到了位置，但我仍然在弟弟的世界里。如果我必须选择，我选择和他在一起。

那你选择了死亡——不，我选择被害者一边，而不是杀人犯一边。

电影中，四位军官的亲友们，都在艰难的生活中做出不同的选择。那位骑兵上尉在最后一批枪杀中，顶替了他的朋友。这位死里逃生的朋友，选择了沉默，在波共政权下升为上校。他与那位将军夫人有一次对话，讲述自己忍辱负重的理由。夫人一针见血地说，也许你的想法和他们不同，但你的做法是一样的。你想法不同又有什么用呢。

这话的意思，是一个绝对的善恶标准，在我们的意志之上。是非之心，也刻在人的心上。上校最终吞抢自杀了。就如瓦伊达50年前打破沉默的名作《灰烬与钻石》，选择顺服，就是选择灰烬中的钻石；选择悖逆，就是选择埋藏钻石的灰烬。

卡廷惨案，使波兰在二战后落入彻底的荒谬。但如那位妻子所说的，只有死亡才能将一个誓言分开。意思是说，苦难和谎言都没有这个能力。哪怕苦难再大，哪怕谎言重复一千遍，或重复了50年。

因为活在谎言中，根本就不是活着。

1991年12月23日，戈尔巴乔夫移交政权时，邀请叶利钦共同阅读了总统密档第一卷。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我头发都竖起了”。密档有三份文件，即1940年3月5日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及斯大林等签署的命令，同意秘密处决波兰战俘共25700人。命令中说“审案时，不传唤囚犯、不提起公诉、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另一份是1959年3月3日，克格勃首脑给赫鲁晓夫的报告，统计卡廷屠杀的总人数为21857人，并建议“销毁全部档案”。

1992年10月14日，叶利钦遣特使，去华沙，将三份密档的副本转交给了波兰总统瓦文萨，结束了维持半个世纪的谎言。

被推土机埋在卡廷森林的军官中，也有瓦依达的父亲。没拍这部影片之前，他的电影世界始终是残缺的。50多年来，瓦依达用各种寓言讲述一个苦难的波兰，直到他拍出这一段、不能不拍的历史的灰烬。

但灰烬中找不到钻石，除非跪下来祈祷。影片最后的屠杀场面，无论你近一百分钟的心理准备如何，依然具有意想不到的震撼力。当一个接一个波兰军官，面对万人坑，被枪杀之前诵读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枪响；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枪响；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枪响；

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他们的罪——枪响。

接着，瓦依达让他的观众沉浸在整整一分钟的黑暗里，向一个过去的时代致哀。他说，拍这部电影，是渴望人们的灵魂苏醒。渴望光来到黑暗中，引导我们走一条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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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看文字已经很震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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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正在为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付出代价

牧首湖畔

卡廷大屠杀，又称“卡廷森林大屠杀”或“卡廷事件”，是苏联XX于1940年春对被俘的波兰军民进行的屠杀。屠杀分三处地点进行，遇害人数估计在两万至三万人之间。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承认了当年的罪行。
    60多年前，德国人将卡廷森林中波兰人的尸骨挖掘到地面，以此来谴责俄国人，60多年后，波兰电影《卡廷惨案》(又译《卡廷森林》）又将此段历史挖掘出来，而一名德国人参加了它的首映式，她虽然没有发表什么长篇大论，但其德国总理的身份不得不令人浮想联翩。
    同样是受害的波兰，同样在德国人的注视下，意义却已经大不相同，当年纳粹的义正词严并没有让世界对他们别有用心的企图有所关注，而如今，德国总理并非大张旗鼓地认同却令俄国人哑口无言。德国人输掉了战争，但获得了重生，俄国人赢得了伟大的胜利，却至今背负着沉重的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卡廷惨案》的导演，波兰人瓦依达是位国际公认的电影大师，他的成名作《一代人》（1955年）所描述的，却是一个看似相反的方向：屠杀者是德国人，波兰自由军的地下抵抗者成了“破坏革命”的消极分子，共产党游击队是真正的英雄，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在情节中多次出现——这显然也是该片取得当时莫斯科电影节多项大奖的原因。时隔几十年之后，瓦依达又在柏林电影节中献上了这样一部电影，这几十年的河东河西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艺术表达？瓦依达的一番回顾可以阐明这个迷题：“在拍《一代人》的时候，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我不得不加入了很多我反感的东西…”
    纵观世界历史，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辉煌的成就，但他们的外在表现形式却不尽相同，有的令人惊恐，有的使人惊喜，有的兼而有之，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个如今已被国人非常熟悉的因素——它能否输出自己的价值观。
    在这一层面之上，两个极端的例子就是美国与德国，美国的崛起让世界受益，并创造了至今被认为行之有效地游戏规则，它的价值观也被输出到各个国家，从而得到了广泛地认同；而在地球另一段，威廉皇帝的帝国同样取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却始终受到各国的猜疑，如果说仅仅用地缘政治来解释这个问题，则未免归于肤浅，因为这个国家毕竟是利用着野蛮的方式来输出自己的暴力而非价值观，从而造成了这样的崛起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不安与恐惧，当这些因素足够充分的时候，战争便如期而至，用暴力的方式结束这种恐惧的延续——大国便如此“国将不国”。
    由此说来，德国的问题同样是俄国的问题，因为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用它的价值观去赢得他人的尊敬，从东罗马帝国灭亡之日开始，这个国家就冥冥地自觉接受了拯救世界的使命，但却从未令人信服地显示出自身的资格，恰恰相反，俄罗斯把它解放者的臂膀挥舞到哪里，哪里就充满了血腥与暴力，尤其是当它用“共产国际”代替东正教去实现“第三罗马”的“宿命”后，这种不择手段的暴力倾向就更为明显，虽然其中也外带着的价值观的输出，但其中搀杂的剧毒物质使这种行为更为可怕，事实上，它也确实造成了对世界（也是对俄罗斯）更大范围的破坏。
    当苏联解体的时候，俄罗斯面对着选择，但是对于第三帝国的瓦砾来说，俄罗斯的创伤远远没有让它达到痛定思痛的地步，其大国崛起的梦想是基于实力而不是价值观的，所以价值观的破产（而非实力的破产）并不能使其对自己并不光彩的历史进行反思。
    近年来，普京的行为使人看到，这个国家仍然想用实力来证明一切：2002年11月，普京恢复了苏联时期的红星军徽，而此前，国家杜马也将苏联国歌旋律继承为俄罗斯国歌旋律；在普京任期内，发生了多起异议记者遭到暗杀的事件，最骇人听闻的就是2006年对“批评普京的女人”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的谋杀，此案至今疑雾重重；同年11月，前苏联叛逃特工利特维年科在英国遭到了克格勃式的暗杀，几乎所有人都肯定普京与此事的瓜葛；2007年7月，普京在面向教师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大清洗”时竟说“在其他国家也发生了比这更可怕的事件，至少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像德国纳粹那样的黑色一页。”同年年底，俄罗斯新版教科书“俄罗斯历史1945-2007年”称斯大林的统治是“有效率的”，对应的是，90年代的叶利钦时期被称为“危机”，而普京担任总统被认为是“有效的”；2007年8月，俄罗斯恢复了战略轰炸机的战斗值班飞行。
    普京这些令人不安的事实连同其打击反对派，压制言论的一贯作风，的确显示出了他与斯大林的共同之处：用实力而不是价值观解决问题，用科学而不是信仰解决问题，用手腕而不是用道德解决问题。它说明俄罗斯仍然在一成不变地延续着它的历史，这种历史已经给它背负了太多的包袱，但俄罗斯似乎还要这么走下去。
    这种路线的效果已经显现出来，当北约在东欧甚至黑海北岸甚至高加索、中亚扩张的时候，俄罗斯痛斥其“冷战思维”，但值得回味的是，无论是俄罗斯的“前厅”还是“后院”都义无返顾地投入了西方的怀抱，如释重负地逃离了俄罗斯的光环，最鲜明的例子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代理人被人民支持的尤先科取代，而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关系则恶化到了极点。对此，俄罗斯应当发现：这些昔日的手足投向西方并不是因为西方强大，俄罗斯弱小，而是因为俄罗斯弱小的时候依然强大，令人恐惧。
    强大的并不令人恐惧，而令人恐惧的却并不强大，这就是今日的西方与俄罗斯，令人失望的是，俄罗斯看来并没有为此吸取足够的教训，反而更加亢奋地做着大国崛起的迷梦，进而依靠石油所带来的暂时财富，重新开始了与西方实力上的较量，他们并没有想到，自己与西方大致旗鼓相当的时候没有取得的胜利，为什么现在还有希望争取得到呢？为什么所有俄罗斯的临国都仇视这个国家？是因为卡廷还是布达佩斯？是布拉格还是东柏林？是撒马尔罕还是格罗兹尼？是乌克兰大饥荒还是哥萨克的大流放？是古拉格的残酷还是索尔任尼琴的悲怆？是克里姆林宫的倾轧还是斯莫尔尼宫的诡诈？是《真理报》的“真理”还是《牢不可破的联盟》的旋律？是的，俄罗斯人应该想一想了，保加利亚曾是世界上最亲俄的国家，即使是斯大林时期，他们的人民也兴高采烈地欢迎红军的到来，斯大林为此并甚至没有把恐怖赐予他们，但是——一个苏联式的日夫科夫政权却还是让保加利亚人民因此抛弃了他们的斯拉夫兄长，投入了美国的阵营，这段寓言式的历史难道不够充分？现在，几乎已经是古董的图-95战略轰炸机还在矍铄地诉说着俄罗斯的恐惧制造力，在有生之年，它们确实有能力把几千万人民化为灰烬，这个数字很可怕，但不如一部《阿甘正传》的观众多，从那部电影里，人们知道，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任何人都有机会成功。
    不仅是美国电影，波兰电影《卡廷惨案》也在把价值观传往世界各地，它告诉观众：残暴的历史不会被遗忘，而暴力的征服早晚会成为施暴者的尴尬，并让他们无地自容。
    德国失败了，旧德国被判处了死刑，但德国人却真正站了起来，他们清算了自己的暴力与野蛮之后，更加敢于从容地指责一切暴力与野蛮，而俄国人却如同出了狱的犯人，在没有改过自新的时候，又重新开始舞刀弄枪，历史在60多年里，开了一个多大的玩笑啊。
    但愿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人在看到《卡廷惨案》的时候，不会再次联想到“北约东扩”、“波兰变节”或者“文化侵略”之类的实力派联想，在看到邻居家对着自己的导弹的时候，最好也能偶尔思忖一下：俄罗斯曾经在他们那里干了些什么，俄罗斯现在又在干什么，以及——俄罗斯在未来又应该干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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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0月14日，叶利钦遣特使，去华沙，将三份密档的副本转交给了波兰总统瓦文萨，结束了维持半个世纪的谎言。”
南京大屠杀至今没有一个了断……

    

局外人

人类还需要为真正的民主人权而努力奋斗，要靠国家的强盛，人民精神上的不可战胜。

纪录片靖国神社在日本部分地区遭停映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31日14:50 新华网
　　新华网专稿：以靖国神社为题材，由中国导演李缨执导的纪录片《靖国神社》在日本举行了国会议员看片会，但部分影院还停止上映该片。日本电影界担心这一动向可能侵犯日本的言论自由。日本电影戏剧工会联合会向文化厅等部门发出了质问函。共同社2 9日就此播发一篇题为《靖国神社》的文章説，部分影院遭停映事件，引发了人们对言论自由的担忧。

　　电影戏剧工会联合会指出："看片会是文化厅迫于执政党议员的压力举行的，是可能涉及侵犯言论自由的重大问题。"他们向文化厅递交了要求解释事情经过和今后措施的质问函。就此，文化厅表示："正在研究应对措施。"工会还向要求举行看片会的自民党众议员稻田朋美发出了"强烈抗议政治介入"的函。

　　李缨所属的日本电影导演协会也将于近期发表声明，坚持捍卫言论自由的立场。该协会表示："我们非常担心今后会出现主动放弃'敏感'题材拍摄计划的动向。"

　　《靖国神社》描写了坚持锻造军刀"靖国刀"的工匠对战争和靖国神社抱有的复杂心情。该片刚刚获得了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李缨表示："希望影片能顺利公映。"

　　日本右翼议员要封杀《靖国神社》 怕侵略历史曝光

　　虽然表面上一片平静，但日本媒体的蜂拥而至，还是让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放映中心多了几分喧嚣。

　　当地时间3月12日晚7点，放映中心地下一层举办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试映会。到场观众都不是一般人，而是日本国会中要对电影《靖国神社》进行“审片”的近30位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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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的时代，生命只能换取屈辱

25700名波兰人被苏联屠杀于卡廷森林，其中包括15000名军官和近11000名平民。这桩悬案随着苏东剧变，早已大白于天下。

这本来不是新闻，在数目字上，与一个半世纪来因为某种理想而非常死亡的一亿多人比，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斯大林不是说了嘛，死一个人是一出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一个数字，何况一亿多人。这个抽象的数字即便对于最伟大的慈善家，也不再有悲天悯人的意义。

老实说，看完记实风格的波兰电影《卡廷森林惨案》后，内心里的麻木依然坚硬地存在着，因为显然，20世纪还有更惊心动魄的悲剧，或者说还有更多类似的数目字，是以方块字的形式存在于秘密档案中――如果还没有被销毁的话。

虽然本国人一直以“以史为鉴”、“前事不忘”一类的信条要求于邻邦，但对自己的历史一直抱有“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式的洒脱逻辑，这不是一个鲁迅斥之以“健忘”就可以刺醒的民族。

所以，与我们无关的卡廷那两万五千条异族亡灵，更加是“能过去就过去吧”。但是，当俄国人和波兰人已经走出卡廷的历史阴影的时候，我们是否同样走出来了呢？

电影《卡廷森林惨案》的后半部分，生动地刻画出一个犬儒时代是如何形成的。这也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

当纳粹准备把苏联人的暴行用于政治宣传的时候，卡廷惨案的受害者之一、波军统帅的遗孀勇敢地拒绝与德国人合作，她被纳粹从家人的身边带走了，但纳粹所做的，仅仅是让他观看卡廷的记录片。纳粹能够处理这位将军夫人的手段不仅有限，而且具有内生的矛盾：如果消灭一个肉体，将创造出一个反法西斯英雄。

这是纳粹枪炮主义的死穴，即他给予那些拥有荣誉感的人以生命换取尊严的机会。而这个世界上，慷慨赴死实在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儿。所以，不论是德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与他们的杀戮相伴生的，总是层出不穷的英雄，有道是“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个人站起来”。

但当人以生命换取的不是尊严，而是屈辱的话，还有多少人愿意成为绝士？历史证明，这个时候英雄会很少，犬儒会很多。

起初，英雄或许是存在的。比如电影里那位可敬的女孩安妮斯卡，将哥哥死于卡廷森林的真相公然勇敢地刻在墓碑上。当人民政权的代表要求她屈服时，这位参加过华沙起义的女孩说道：“德国人用了五年时间没有做到，难道你们能够五分钟就做到吗？”事实证明，甚至不用5分钟，这位女孩立即被投入了黑狱，而且，对这位视新生政权如老纳粹的先知而言，悲剧还不只于此：她不可能象面对德国人那样，成为一个昂首就义的英雄，她一定会被戴上“人民公敌”的屈辱标志；她更不可能以自己的死唤起身后千百个人站起来，因为她默默无闻地被辗碎，她的失踪或许在头几个星期里成为人们低声猜测的话题，而几个月以后，她就会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地消失。你以为牺牲自由与生命换来的是荣誉吗？不，你只是迅速被人遗忘的人民的敌人，一个面在黑牢里逐渐精神失常的编号。

相比之下，天真的高中生“野牛”的死算是比较接近英雄的，虽然他必然也会成为“人民公敌”，但起码他掏出了手枪，起码象个战士。但他私藏一把手枪这事说明，他同样以为面对的是老纳粹一样的武装军人，但没那么简单，他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人民XX”，这个机构里面甚至不乏有他的同志，他的手枪将指向谁呢？

比如，他面对着女孩安妮斯卡的姐姐。这位姐姐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大学老师，是新XX机器上的一个零件。面对野牛倔强地拒绝修改“父亲被苏联人杀死在卡廷森林”履历表，她勇敢地宣布要将这位有正义感的学生收归门下，但她必须帮着官方窜改历史：私下将野牛的履历表修改得吻合官方的要求。她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她的行为无疑是在与邪恶进行抗争，但这样一个勇敢之举的前提竟然是必须首先与她所抗争的对象合作。如果你拒绝这一点点合谋，你甚至连进一步反抗的机会都不会有，就如暴尸街头的野牛，就如消失在幽深的黑狱中的安妮斯卡。

这便是新政权的全部奥秘。你要反对，首先要顺从；你要抗争，首先要合谋。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象这位大学老师一样，在自己的尺度内理性地计算着，如何以最小的妥协，换取最大的抗争。然而，统治者比所有的反对者加起来都要聪明得多，他们将每一个小小的妥协粘合成精巧的国家机器，再利用这部机器把所有的抗争切割成碎片，然后再把这些碎片一个一个地投进幽深的黑牢里或击毙在大街上。

对于这一点，老将军的遗孀看得最透，她对幸免于卡廷惨案的前波军少校，如今已是人民军队上校的杰尔茨说：“你们或许想的不同，但做的没什么两样。”

这句话要了杰尔茨上校的命。作为体制中的精英，他和那位大学老师一样，深知野牛和安妮斯卡女孩式的面对面的抗争毫无胜算的机会，他或许本来想做一个体制内的良心保有者，但老将军遗孀的话揭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他不想成为犬儒，以生命来抗争不可能有胜算，甚至算不上舍生取“义”，所以他绝望地对着自己的脑门开了一枪。

纳粹和日寇的枪炮可以在肉体上消灭反抗者，但无法消灭正义，只要有正义的召唤，从来都不缺乏舍生取义的死士。因此，比枪炮更高明的暴力，是消灭正义、消灭荣誉，野牛和安妮斯卡不是英雄，是人民的公敌，他们失踪了；杰尔茨也不是英雄，是个酗酒的军官，他自杀了；安妮斯卡的姐姐，那位可敬的大学老师，成为正义者的唯一可能选择的存在方式，但他们不得不首先成为共谋者。

我们不能责怪安妮斯卡的姐姐们，他们在艰难的情况下已经做了一个公民力所能及的一切，何况，什么样的英雄会愿意以生命换取屈辱呢？

犬儒时代由此产生。